2007-10-18 17:01
lamy
历朝知识分子都忙什么?
春秋战国时代的思想学术虽光彩夺目,但值得称道的是，后世的士人们并没有因此而大脑生锈.东周诸子尽管伟大，可不是 在所有领域都能建立起不逾越的权威。
历史是一门常记常新的学问。孔子有《春秋》传世，虽然权威，但只能是鲁国史的权威，因此司马迁仍能施展他的聪明才智，用人物传记与若干表格、专题等记述从黄帝以来二千六百年间的人事变化与社会变迁。司马迁的权威同样不能妨碍班固接着他的茬以自己的方式写《汉书》，班固也不能妨碍范晔写《后汉书》。这并非说历史著作不能比较优劣，编写者的文笔、智力和态度至关重要，司马迁、班固的成就后世鲜有超越者。
文学艺术也是这样，周朝简练的诗三百与屈原瑰丽的咏唱诚然令人叹服，但司马相如气势磅礴的大赋照样了不起。相比而言，汉代文学艺术方面的成就较唐、宋逊色，这是因为汉朝的士人们对此用功较少，他们的主要工作是整理诸子百家的精神遗产，整合它们，实践它们。汉代士人有着东周诸子的遗风，喜欢探索创造，他们虽然不敢有超越诸子的奢望，但有一股不可抑制的激情。据有疑古癖的学者们考证，他们有造伪的嗜好,大名鼎鼎的《黄帝内经》、《周髀算经》、《管子》、《晏子春秋》等据说就是这方面的杰作；《孟子》、《庄子》、《韩非子》等经典中据说可能也混进了他们的意见。有一种影响甚广但非常可疑的观点认为，刘歆先生是这方面的集大成者，他原与王莽是同事兼朋友关系，王莽篡位后，他成为主管帝国文化教育方面的官员，为迎合王莽的政治需要，他一口气造出了十几部假经书。假如这类说法有一定的真实成分，那么应该感谢汉代的造假者，向他们致敬，抽去他们创造性的贡献，传统的思想学术必然会丧失一些 光辉。
汉代士人对现实政治的兴趣极高，他们甘愿为理想而献身的执拗性格令人敬佩，又令人伤心。贾谊是个才华横溢的人物，唐人李商隐写诗叹他：“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论。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他的政治主张虽不见用，但朝廷很尊重他，然而他不肯通融，仅活了三十三岁即郁郁而终，这在后世很少见。
他们的豪气更令人激动，公元前138年张骞向中亚从事探险活动所需要的勇气，也许不逊于哥伦布探寻新大陆所需的勇气，那片蛮荒广袤的地区在当时完全陌生，只有些关于戈壁的凶险传说。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傅介子，西域楼兰国王与匈奴结亲拦杀中国的使节，他敢带几个人去楼兰国擒杀其国王。留下过弃笔从戎典故的班超，一度率远征军出现在黑海东岸，他甚至想探究罗马帝国的秘密，可惜选遣了无能的部将甘英，他到波斯湾后，轻信土人的谎言，无功而返。
后汉晚期士人们开始以群体面目出现，他们左右着帝国的舆论，以清廉、正义、忠信等道德标准相互勉励，形成了一道振奋人心的悲壮风景。官员范丹去探望生病的姐姐，吃姐姐家的便饭也坚持付钱；李膺任河南尹，他嫉恶如仇，竟不顾朝廷的赦令，杀了桓帝宠臣张成的儿子；李固被杀，他的弟子郭亮不顾官府死亡的威胁，公开前去收尸；刘恺为了把封地让给弟弟，在外逃避了十余年；范滂被朝廷通缉，他有逃亡的机会，却主动投案……现代的历史学者多批评后汉的士人们矫情、偏激，指责他们是些有沽名钓誉之嫌的傻子。殊不知，有时扬清击浊是需要采取非常道德手段的，比如当今的社会，就急需要出现一批范丹、李膺类的崇奉传统道德标准的官员，需要他们结党结盟，以清新的姿态对抗污浊的世风。对于一个社会，法律与制度的设置诚然重要，但如果没有道德的保证，它们的作用会大打折扣，西方的法制社会如果离开了基督教道德的保障是难以想像的。
两晋南北朝是帝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士人们的处境很尴尬，面对战乱与杀戮他们无能为力。首先他们不能再学东周时的先辈四处推销救世理想，他们造不出新的理想，当时上至枭雄人物，下至普通百姓，愿望都没有多大区别，所有人都知道重新统一天下，恢复汉朝的秩序最迫切、最重要，任何唠叨都属多余。二是他们不能再像汉代的士人们那样不肯回头地积极进取，对任何一个短命政权过于奉献政治热情都意味着自杀，它们内部阴谋不断，外部敌手虎视，兴亡无时。
做为汉代士人积极用世的反动，这一时期的士人有意清谈老庄玄学。老子的哲学接近纯哲学，玄妙而不涉及具体政治问题与实际事物，既适合保身，又适合锻炼智力。漆园小吏庄周乃东周诸贤中最大的另类，一个极端的自然主义者，他的哲学不辩是非。这个时代的士人从老子哲学体系的后门步入庄周的大园子，难免走向极端。鲍敬言就是个走到了尽头的人，他的生平无从知晓。他主张不要国家元首，不要政府组织，不要法律制度，明确提出了无政府主义理论；但响应者寥寥，反而招来了激烈的批评，大家骨子里毕竟怀念社会秩序与纪律。对鲍敬言批评最激烈的人叫葛洪，一个有名的神仙家，自号抱朴子，他的另一只脚踏在孔庙里。葛洪算是个了不起的思维人物，他把方士们幻想出的神仙世界与老庄哲学巧妙揉合，道教在他手里真正成型。他又把道教与儒家的理想挂起钩来，给士人们铸造出了第二幅面孔──第一幅带有济世致用的阳刚之气，第二幅带有餐霞食英的仙气。从此如果谁在仕途上不得意，大可不必一条路走到黑，完全可以"弃却人间事，去从赤松游。”
并非所有士人都喜爱道家面孔，都愿意干行气炼丹的勾当，诗人陶渊明就算一个。他自称少年时“猛志逸四海”，渴望大济苍生，但他的性格妨碍了他的仕途。他有自然主义倾向，却坚持走儒家的退隐之路，硬从经典中寻得了自己的道理：独善其身、乐贫守节。他理想中的避世去处是桃花源中的乡村社会，那是孔子大同世界的具体化，儒家的乌托邦。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始于东汉。据记载，公元65年，明帝梦见西方有个陌生的神，遂遣使者前往天竺求之。两年后，使者除用白马驮回了些经卷外，还请来了两位印度高僧。
佛教初来时对中国人影响不大。汉末安世高等中亚人来华，翻译佛经，试图有系统地推广佛家学说，可惜他们的中文水平很差，没有取得预期效果。两晋南北朝时期，佛学随着玄学的兴起而兴起。佛老之学虽有许多相通之处，但佛学有着自己独特的魅力，它的理论比老庄的理论系统性强，且有异域之趣。慧远和尚是个三栖人物，他身在沙门，却既通老庄之学，又熟悉孔孟之道。象葛洪把道家与儒家协调起来一样，他把佛教与儒家统一了起来，他说：“释迦牟尼与尧舜孔孟虽然立论不同，但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了维持社会秩序，让百姓过得幸福安宁。僧人不守君臣、父子、夫妇之礼，是因为他们为方外之人，主要不是为了个人的生命而存在，而是为了超度他人，顺化百姓。”(24) 这等于又给士人多准备了条出世之路。
至隋唐之世，中国士人已具备了汉代与两晋南北朝遗传下来的二重气质。例如诗人李白，他是个执著的官迷，玄宗皇帝召他进京做官，他高兴要发狂，自我描写说：“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后来因不称职失了官位，虽很苦闷，可转身即能潇洒地唱：“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而去登名山，学神仙。贾谊如果生在唐代，大概不会英年早逝的。
唐代的士人们虽发现自己在社会、人生等方面没有多大的思考探究空间，但并没有感到尴尬，他们把蓬勃的创造力指向审美艺术领域，营造出了一派迷人的气氛。唐朝的绘画、书法艺术光彩夺目，吴道子、张旭、怀素等人的作品至今仍芬芳无比。玄宗皇帝甚至在宫廷的一片梨园中建了所艺术学校，专门培训歌舞戏剧人才。然而，唐世最值得炫耀的是诗歌。仅在清代编的《全唐诗》中，收录的诗歌就有5万首，这是2300余名诗人的作品,他们中有皇帝、大臣、平民，还有和尚、道士等，相传其内有首红叶诗竟出自宣宗时的宫女之手,诗云:“流水何太急，深宫尽日闭。殷勤谢红叶,好到人间去。”(25)
唐诗绮丽美妙，各种风格、各种流派精彩纷呈，李白、王维、杜甫、白居易、李贺、李商隐、杜牧等大师级人物如同群星争灿。诗歌形式并非唐人首创，但这种典雅的文学艺术形式被他们推上了泰山之巅。这颇令后继的宋朝人苦恼，他们虽然也热情地写诗，甚至写出了不少经典性作品，但光芒总为唐人掩遮。他们欲要展示自己的才华，只能另辟蹊径了。
词是诗歌的姊妹，起源于市井歌谣，唐人偶有创作。唐末，温廷筠与他的朋友们用词写妇女艳态，影响很大，被称为花间派。不过，那时的词尚称“诗余”，意思是诗的附庸。词由婢女丫环升为正房太太，应归功于南唐后主李煜皇帝，他作品的魅力不亚于唐诗，例如：“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一般滋味在心头。”(26)
词创作是宋朝人的骄傲，其辉煌由晏殊、柳永、苏轼、张先、辛弃疾、李清照等人支撑，后世人只有仰视的份儿。但词只是宋朝艺术园林中最美丽的花朵之一，该朝代的散文、绘画、书法等艺术创作同样惹人注目。以绘画为例，宋朝是中国绘画史上的黄金时期，知名的画家成百上千，宫廷画馆中收藏的作品有数万幅。值得一提的是宋徽宗赵佶，他是个艺术天才，每日写诗作画，终年不歇，据说当金兵攻破汴梁时，他正在画室内挥毫。徽宗皇帝的画虽然美得令人惊叹，但在艺术成就上与他比肩或高于他的人仍不少，李成、范宽、郭熙、米芾、马远等人的山水；李公麟的马；文同的竹；崔白、徐熙等人的花鸟；张择端的集市图……都是稀世珍品。
然而，宋朝人不是仅仅沉迷于诗词书画等艺术氛围中，他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儒家的思想体系，通过佛道两家的比照，到宋朝时显露出了自己的缺陷。其一，没有认真解释天地万物是怎么来的；其二，重视外在力量的教化、熏染，而疏于诱导人们对社会纪律产生自发的热情。
最先注意到这二个问题的人号称北宋五子，其中第一位叫周敦颐，他参考道家学说，仅用二百五十字即为儒家提供了一套宇宙生成图，他把宇宙的本原称为无极。第二个叫邵雍，他擅长数术，是周易的嫉迷者，也是后世修仙、占卜者的宗师。他的宇宙生成图类似于周敦颐，所不同的是他把宇宙的本原称为太极。第三位叫张载，他宣称宇宙从气开始，雄心勃勃地试图把道家的自然宇宙学说与儒家的社会伦理学说嫁接起来，可很不成功。有一年他在东京汴梁讲《易经》，听得人很多，适逢五子中的最后二位他的表侄程颢、程颐到来，他不把两个晚辈放在眼里，坐在虎皮椅上得意洋洋；但交谈的结果令他明白自己应该谦虚，因此撤掉椅上象征权威的虎皮，对学生们说：“我不如他们两个高明，你们应当拜他们为师。”
二程的高明之处在于成功地用“天理”学说把道家的自然宇宙与儒家的社会伦理联系在了一起。天理的含义类似于现代泛神论中的自然神，无所不在，体现在具体事物上即指物体的自然属性及自然存在法则，如牛的胃会反刍，菊花能在秋霜中绽放，盐放在水中会溶解，桃子熟了就会落地、腐烂等。二程认为，儒家安排的道德秩序，虽是人为设计，但符合人类社会的自然属性，圣人之心等于天地之心。
二程把人分为圣人与普通人两种，圣人生来就心智明亮，什么都明白；普通人虽然心中也有天理存在，但被过多的欲望像尘土一样蒙蔽着，只有想出个诚意修身的办法，清除这些可怜心灵上的污染，才能让他们认识到天理，且自觉遵守之。
程颢曾不无得意地说：“我的学问都是从前辈那里学习来的，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其实天理学说完全是从佛学中移植而来，程颢不过把佛字改称为天理。佛家讲佛法无边，一草一木、一粪一土中都有佛，人只要肯诚心修行，把心中的贪欲除掉，就能觉悟而大喜欢成佛，这与程氏的学说何其相似乃尔。
北宋五子留给朱熹解决的问题只能算半个，即用何种方式修行，能让普通人从迷狂中醒来，自觉地认同天理？二程在这方面思考的不够成熟。朱熹解决这个问题没费多大事，经书《大学》中的一段话是现成的答案：“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理学中的格物致知，不是为了发现自然界的秘密，奴役自然物，而是为了让人通过认识自然万物的自然属性，体味人在社会中的自然道德属性，主要目的是完善人的心灵，与西方的自然科学研究有着本质的区别。
朱熹对理学的主要贡献是总结北宋五子的成果，利用他们留下的现成的材料构筑理论大厦。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他被誉为宋代的董仲舒，但理学到他手中时有了准宗教的气味，这主要表现为六个方面：1.设定有个近似天堂的虚无世界──大同社会或尧舜时代的美好社会。2.教义在五经四书中。3.信奉自然神。4.孔子为第一大教主。5.学校即教堂。6.有一套类似禅学的修行方式。有趣得是，佛教禅宗因为修行方式上的争论，于唐代分裂为南北两支。北宗禅以神秀和尚为代表，主张渐悟累进，要求信徒清静修行，遏制情欲。神秀作谒说：“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南 宗禅为慧能和尚开创，主张顿悟成佛，认为信徒不必读经苦修，执著于某一特定的修行方式；佛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有，只要经常观照自己的内心，担水砍柴的日常生活也能使人成佛，谒语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理学受其影响也分裂为类似的两派。朱熹开创的一派主张渐悟累进，他要求弟子不断观察事物和读经书，用归纳法领悟孔孟先圣之学即等于“天理”的道理。陆九渊一派则学南宗禅，认为万物具备于我心中，只要修养心神，不必忙于考察研究外界事物，不必苦读经书，顿悟即能明“天理”。朱陆二人在上饶鹅湖进行过一次公开的学术辩论，朱熹占了上风。
严格而言，理学这一准宗教与真正的宗教还是有较大区别的。以基督教为例，在终极归宿方面，基督教的天堂在飘缈的彼岸，是安顿人死后灵魂的场所，而理学的天堂是现世的，属于人。在神方面，基督教的神高度人格化，具有神秘的超自然的意志和力量，而理学的神是自然界本身。在使者方面，基督耶酥是上帝派下的，具有神的法力，而理学的圣贤们只是些有道德有智慧的普通人。基督教蔑视人自身理性的力量，而理学的产生则完全是因为迷信理性──理学家们不承认人类的理性有局限性，狂妄地认为人类大脑设计出来的道德秩序完全等同于自然之神设计出来的伦理秩序。
人类有史以来，因迷信理性而产生的准宗教除朱记理学外，还有一家，即十九世纪兴起于欧洲的马恩共产主义。大同世界与共产社会，孔孟经典与马列著作，自然法则与 真理，简直像是橘子与橙子一样；另外，二者都有非常强烈的政治化倾向，都希望成为国教。
公元1162年，朱熹尝试着向宋孝宗推销他的学说。他反对朝廷旨在增强军事实力抵御金与西夏军事威胁的努力，认为本末倒置。他劝皇帝按他提供的方式修身正心，认为只要皇帝作出表率，全国上下就会效仿，懂义理的人多了，国家即能保持长久的繁荣稳定，从而达到不战而拖垮敌国的目的。这类言论在全国分裂且激烈对抗的状态下，属不合实际的空谈，皇帝只得找个体面的理由打发他下野。他在朝廷的时间仅有四十六天。把朱熹与马克思相比，朱熹的命运要比马克思好，他的学说虽未被当局采纳，但很受尊重，生活优裕；而马克思这个可怜的犹太人，一生屡遭迫害，生活穷困潦倒，靠朋友的接济才能艰难度日。在历史影响方面，就时间的长短而言，朱熹的实际政治影响从晚宋开始，持续了近七百年；马克思的政治影响仅仅有一百多年，而且就目前的状况分析，他的影响力可能要走到尽头。从空间上看，朱熹仅对东亚的中国、日本、越南、朝鲜有影响；而马克思则影响了半个世界，从前苏联到中国，从东欧至古巴，有数十个国家曾崇奉他。就对社会影响的深度及广度而论，朱熹只限于思想哲学及道德领域，以明朝为例，朝廷虽然规定读书人必须读他修注过的经书，但他不是政治经济学家，因此对经济领域没有任何影响；况且，朱熹不过是完善了传统儒学，把儒学从泰山的天街推到了玉皇顶罢了。马克思对一个社会的影响往往是全方位的，尤其等他得到列宁、斯大林的帮助之后。马克思与他以前及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一切现存制度公开为敌，势不两立地宣称要推翻它们。他的胜利是建立在用暴力革命扫荡旧秩序的基础上的，他不只是要重建哲学及道德新秩序，还要重建政治、经济新秩序，甚至连文学艺术创作、学术研究也要受其节制。
就二个人的历史地位比较，朱熹远远逊于马克思，主要理由为：朱熹充其量只能算个二流思想家，他只是儒家学派中一个学识渊博、富有才华的弟子；而马克思为世所罕见的天才，尽管他的理论有很多缺陷，但这个穷人圣者对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诸多领域都有杰出贡献，在中国只有东周时期的圣贤们堪与之相比。
蒙古人以异族的身份入主中原，没有激起大的思想波澜。元朝在文学艺术领域最有名的成果有二个。一是戏剧，元朝为中国戏剧史上的黄金时期，有姓名可考的剧作家约八十多位，关汉卿、王实甫等人的作品堪称不朽。二是散曲，这是一种从戏剧中派生出来的诗歌艺术形式，比词还灵活，能夹在戏文中唱。元人把这种新诗歌艺术形式推到极致，亦即意味着中国古典诗歌走向终结，明清两代的文人学士除了抄袭、模拟外，注定不可能有大的作为。清末黄遵宪等人为了走出前人的阴影，发起诗界革命，试图拓出条新路，没有成功。
诗歌时代结束了，士人们的才华在小说创作领域施展了出来。罗贯中、施耐庵、吴承恩、兰陵笑笑生、曹雪芹等一大批优秀的作家横空出世，他们作品的魅力，即便在今天，各国的百科全书也不得不给予最崇高的评价。但明清两代士人还有更了不起的事业，其内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有二项，一是编纂图书，二是考据，这与当时社会上弥漫着的一种认为古人不可超越的心理有关。学者纪晓岚曾叹息说：“自我负责整理皇家图书馆内的图书以来，得以见识古人浩如烟海的著作，才明白古人已经把几乎所有思想学术领域的问题都探讨遍了，我们这些后来人不管怎样竭尽心智地努力，都不会超出古人设定的圈子。”(27)
编纂图书的事业始于明成祖年间，那时成书的《永乐大典》今天已见不到，据说只抄了两部，一部在清末被洋人焚毁，一部下落不明，有人猜测在明十三陵中藏着，但愿果真如此。《古今图书集成》与《四库全书》均成书于康乾盛世，前者被称为清代第一 大书，可与《永乐大典》媲美，但规模要比《四库全书》小得多。《四库全书》历时十七年编纂完成，参入的工作人员多达4000名。世界上最出名的狄德罗《百科全书》有二千二百六十八万，《大英百科全书》有三千五百万字，而《四库全书》字数为九亿九千七百万字，约等四十四部狄德罗《百科全书》的规模。
考据学的兴起与儒学内部的争辩有关。在明代，朱熹的新儒学凯歌高奏，他的牌位得以进孔子庙；但有个叫王阳明的人偏偏对朱熹有意见，他年轻时曾按朱熹传授的办法静坐院内对丛竹子苦思冥想了七天，希望从中格出天理，但什么也没得到，反而累出了一场大病。他一气之下转到了朱熹的老对手陆九渊的门下，发展出一套完整的心学派理论。朱熹派与陆王派发生的争辩持久激烈，双方为了增大辩辞的份量，不约而同地转头到孔孟的经典中寻找理论支持。例如，王阳明本人就曾通过精心考据，指出朱熹注解过的《大学》是修正主义的产物，不是孔学真传；朱熹一派的罗钦顺则通过研究孟子，找出了一些攻击王阳明的材料。
到清初，考据学发展成了专门的学问，读书人从此成了名副其实的书虫子，专注于校戡、史料搜补、辩伪、文字训诂等。这是项繁琐乏味的整理书本子的工作，但并非毫无用处，由于一些古书传来久远，经过无数次传抄和坏损，免不了脱误、残缺，也免不了被人有意窜改，有的甚至压根就是后世人假托古人的伪作；因此需要通过校勘、辩伪等功夫进行补救分辩。
训诂学是研究古书中文字的学问，旨在通过弄明白古书中文字的真实含义，而精确把握古人所要表达的真实意思，以避免误读误解。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说：“不弄清语言的意义，就无资格讨论哲学。”戴震是这方面的大家，他从音韵学入手研究古文字，成就很高。
梁启超评论考据学的功绩有三条，一是使难解难读的古书，可以解读了；二是分辩出了许多伪书；三是把一些原先不为人注意的学问重新整理了出来。
士人们对古人思想学术遗产的整理和总结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仍未结束，甚至在今天，人们依旧把学界最高的荣誉花冠赠给长于考据的学问家。但这项事业毕竟接近了尾声。陈寅恪1912年由欧洲回国，去拜见夏曾佑先生。夏对他说：“你是我老友之子。我很高兴你懂得多种文字，有很多书可看。我只能看中国书，但可惜都看完了，现在无书可看了。”陈寅恪感到老先生很可笑，中国书籍浩如烟海，岂能都看完？几十年后，他自己却惭愧起来，说：“现在我老了，也与夏先生同感，中国书虽多，不过基本几十种而己，其他不过翻来覆去，东抄西抄！”
陈寅恪曾预测，中国未来的文化，将归于“宋代学术之复兴”，出个朱熹式的人物，把中国传统的东西与欧洲来的东西溶铸起来。这当然是有可能之事。但有个问题很值得思考，假若欧洲工业化国家的枪炮没打破中国的宁静，中国士人的视野没有被拓宽，那么他们在清朝身后的新朝代里会忙些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