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虐待狂的过度叙事——重读张资平小说

　　　　　　　　
　　　　　　
　　　　　　
　　现在的读者似乎已经忘却了曾经红极一时的小说家张资平。提到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市民小说，人们只知道当下大红大紫的才女张爱玲，而不再知道有张资平这个人了。孰不知没有张资平哪有张爱玲。张爱玲自己就曾明确说过，她曾迷恋于张资平的小说并深受其影响。时间没有消磨掉张爱玲的身影，但对于张资平来说，时间未免过于残酷了。不过不公平的事情太多，哪里还有人顾及一个所谓的汉奸文人。事实上，张资平其人其书却颇有可说可议之处，他不该如此寂寞。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纯文学作家中最多产的小说家，先后创作了24部中长篇小说，5部并不重复的短篇小说集。
　　　　　　
　　另外张资平还翻译了《草丛中》、《衬衣》等6部小说集，编著了《欧洲文艺史大纲》、《近世社会思想史纲》、《社会学纲要》以及《文艺新论》、《普罗文艺论》等。另一方面，作为日本帝国大学地质学毕业生的张资平，于地质学的研究，仍不减其留学时代的兴趣，而有《普通地质学》、《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海洋学》（均商务印书馆出版）等专著。应该说，他创作非常勤奋，而且由于题材多为男女恋爱，以及语言笔调的流利自然，故事情节的发展从容，使读者对其长篇毫不觉其冗长，从而成为畅销书。他曾经拥有大量的青年读者，赢得过空前的成功，很有后来台湾琼瑶的声势。
　　
　　张资平1893年出生于广东梅县，1912年负笈东嬴深造，他的文学生涯是在日本开始的。与郭沫若当初学医、郁达夫当初学经济、成仿吾当初学兵工一样，张资平学的是地质，但共同的文学兴趣使他们聚集在一起，策划筹建了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文学社团之一：创造社。1920年11月，张资平发表了他的处女作《约檀河之水》，从此一发而不可收，短中长篇并举，抒发留学生在异国他乡的内心痛苦，描写日本下层人民生活的艰辛，更多的则是反映“五四“时期青年男女对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热烈追求，以及陈腐的封建伦理道德和金钱势力对他们的束缚。客观平实的写作态度，清新流畅的笔调，再加上甜熟柔婉的情致，使张资平的作品很快一纸风行。张资平成了前期创造社中仅次于郁达夫的重要小说家。
　　　　　　
　　1920年代中期以后，张资平小说创作的重点发生了转移，三角恋爱成为他的小说的主调，成为他最为擅长、赢得空前成功，但最终也导致他走向庸俗、走向模式化的创作之旅。然而张资平的文学成就却不容抹杀。譬如他的《冲击期的化石》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部长篇小说。1932年，张资平的小说《梅岭之春》被上海文心社收入《现代中国小说乙选》，作为“中等学校文艺参考书“向读者推荐。该书序言把张资平列为“当代小说界最负盛名的“七位作家之一，这七位作家是：鲁迅、郁达夫、叶绍钧、茅盾、冰心、张资平、沈从文。在现代文学史上，一提到恋爱小说，势必联系到张资平；一提到张资平，势必联系到“△”恋爱小说。
　　　　　　
　　张资平的三角恋爱小说很为当时的革命作家所不喜甚至是鄙视，就连鲁迅先生也在其杂文《二心集》中大加讽刺。那篇《张资平氏的“小说学“》把《张资平全集》和“小说学“的“精华“提炼成一个“△“。现在看来，未免刻薄了一些。事实上，那时的新文学本身就充满了各种变态性欲的描写：男性，特别是女性同性恋（作者有黄庐隐、叶绍钧、章衣萍、叶鼎洛）、性虐待狂和被虐待狂（作者有郁达夫、张资平和田汉）、自发性欲（作者有郁达夫、潘汉年）、恋父情结（作者有冰心）以及性的梦（作者有田汉、郭沫若）（据赵景深先生《中国新文艺与变态性欲》一文）。于此可见张资平的创作也仅仅是那时期的风尚而已。从更深一层讲那个年代的都市通俗小说的故事类型的背后与都市大众的突出社会问题有关联：譬如辛亥革命后不久掀起的言情小说高潮，显然是与都市青年希望新建立的共和国制度能使他们从旧式家庭组织下获得自由婚姻的权力有关。
　　　　　　
　　而当1927至1928年“革命文学“的论战展开之际，张资平在其《乐群月刊》第一卷里宣言，说要“跳出爱力圈外，转变方向“了。这就招来鲁迅先生诛心的批评：“张资平氏据说是’最进步’的’无产阶级作家’，你们还在’萌芽’，还在’拓荒’，他却已在收获了。……张资平氏先前是三角恋爱小说作家，并且看见女的性欲，比男人还要熬不住，她来找男人，贱人呀贱人，该吃苦。这自然不是无产阶级小说。但作者一转方向，则一人得道，鸡犬飞升，何况神仙的遗蜕呢，《张资平全集》还应该看的。这是收获呀，你明白了没有？“最后，鲁迅概括张资平小说学的全部精华，是一个“△“。从此以后，张资平渐为左翼文学界所鄙夷，到1933年《申报·自由谈》竟至于中止刊登他的连载小说，张遂消失于文坛。
　　
　　不过身为左翼批评家的钱杏邨（阿英）对张资平的评价倒还是很客观的。他说：“张资平的创作确实是时代的产儿，我们只要了然于五四运动以后的情况，我们就可以不假思索的指将出来，张资平先生的恋爱小说完全是五四期间女子解放运动以后，必然的要产生出来的创作。”这种评价倒是比鲁迅来得平实，鲁迅那种评价活脱脱绍兴师爷的口吻。。事实上，张资平的长篇小说创作确有独到之处，譬如《上帝的儿女们》在爱情和革命的描写中穿插着浓厚的宗教意识，广泛地多侧面地描写了教会生活。作为“五四”以后在新小说中进行性心理描写的最初尝试者，张资平大大拓展了新小说心理描写的领域，增强了现代小说的表现力。他的性爱小说突破了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单一色调，尖锐、大胆地直面现实人生，在一定程度上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艺术写照。
　　
　　1925年写就的长篇小说《飞絮》，乃一幕知识青年的爱情悲剧。其开头写道：“一连三天都是微风细雨。望着带有春意的微风吹着窗帷愈觉惆怅。站在窗前眺望下面的庭院，在淡灰色的丝雨中的树木和杂草都青青的了。”如此写法，典型的现代文艺小说笔墨，张资平在当时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文艺笔法和对恋爱男女心理的细微把握。而为张资平自负的“代表作”长篇小说《苔莉》（1926年），因其大胆精细的性心理描写，从而“引人入胜，轰动一时”。然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苔莉》与贾平凹的《废都》、陈忠实的《白鹿原》相比，所谓肉欲的描写大概要退避贾平凹、陈忠实三舍。作家苏雪林曽称“张资平是以‘为故事而写故事’为目的的，所以每部小说都有教人不得不读完的魔力。”
　　
　　作为那个年代的小资文人，张资平后来的际遇非常凄凉。他先是被指认为汉奸，其根据是张资平加入了“兴亚建国运动本部“。但“兴建“虽然附逆日本人的表面事实之下，其实还有秘密深层的事实。当时的潘汉年、袁殊受**之命建立“兴建“，利用“兴建“从日本内部取得情报。袁殊与张资平都曾留学日本，由袁殊推荐，时任梧州广西大学教授的张资平出任“兴建“的文化委员会主任。1955年，曾建立“兴亚建国运动本部“的潘汉年、袁殊被捕，张资平也随之入狱，1959年12月死于安徽劳改农场。如今，潘汉年、袁殊均已平反，“兴建“也被肯定为**组织建立的，张资平的汉奸罪名是否还能成立呢？历史让我们发生疑问。
　　　　　　
　　学者徐肖楠先生曾在《沉雾中的张资平：20世纪中国市民小说第一人》一文里写道：“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如若少了张资平，将决不仅仅是少了一个张资平。而是少了海派小说，少了后来的施蛰存、刘呐鸥、叶灵凤、张爱玲，少了王朔、池莉、邱华栋等，这其中有一条市民小说的传统链条，没有张资平，就不会有后来的其他市民小说。“诚哉斯言也。学者陈子善先生也说：“他是现代作家中能够广泛地多侧面地描写教会生活，揭露教会黑暗丑恶的一面的一个代表。“（张资平《上帝的儿女们》重印前言，1994）历史总是很轻易地就将一个人掀到了过去。很少有人可以真正对抗它，它是无处不在的命运。张资平同样无法摆脱这种几乎是宿命般的命运。一介文人，又没有周作人式的影响力，当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等大作家重放光芒的时候，当真正的汉奸文人胡兰成迷倒万千小资写手的时候，张资平依然被埋藏于汉奸文人的队伍之中，斯人独寂寥，还有谁会顾及这一被人遗忘的角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