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晃晃悠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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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年4月8日夜晚11点48分，我和阿莱在国贸职工宿舍前分手，结束了长达8年之久的感情生活，从此老死不相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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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事说起来轻松，实际上，它对我触动颇大。从那天起，我开始思考诸如生活的意义之类老生常谈的问题，思考自己的生活，从自己想到周围的人，想到过去，想到我们这个时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是在一种回忆和思考的状态下生活，这种生活有时叫我情绪恶劣，无聊至极，有时叫我激动莫名，如痴如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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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思考，用一句我的朋友陆然的话讲，叫做“用别人的头脑思考＂，也就是找来一些书读，写书的人比我要聪明，他们往往对生活中的问题有一些不落俗套的见解，有些见解我表示赞同，于是，他们某些高见最终成了我的思想，如此而已。


　　至于这种思考的作用，我想用“劳而无功＂四个字来形容是再合适不过了。因为——确实劳而无功。而且，我从生活中体会到，每当我对一些所谓“严肃的问题＂加以考虑时，无论得到何种结果，总是有一种劳而无功的感觉，而且，事后证明，我所做的一切努力也确实没有什么用处，对此我有一个解释，那就是人生本身便是一个劳而无功的过程，因此，人生的一切显得劳而无功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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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夜晚，离开阿莱，我从国贸回到家里，在茶几上找到一个杯子，走到厨房把里面的剩茶倒掉，拧开水龙头，接了一杯自来水，几口喝干，把杯子往水池里一扔，走到床边，踢掉鞋，倒到床上，把毯子拉到胸前，望了一眼黑暗的窗外，一下子就睡着了。


　　接着我便梦见了阿莱，梦见了阿莱的脸，梦见了阿莱的长发，梦见了阿莱穿牛仔裤T恤衫时的样子。


　　还梦见我和阿莱相互看着，脸上都是一副迷惘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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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难过的时候，不管那是什么时候，我都不喜欢被别人察觉到，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只是不喜欢而已。


　　我知道，一切都是过眼云烟。


　　我很喜欢阿莱，阿莱就老对我这么说，别告诉别人你今天难受过，什么也别对别人说，因为说了也没有用。


　　我相信阿莱说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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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从什么角度讲，阿莱都跟其它姑娘不同，我是说，从87年认识阿莱到95年分手，其间跨跃8个年头，8年里，阿莱的随随便便，阿莱的灵牙利齿，阿莱的快快活活，甚至超乎于一切的阿莱的真诚，都在我的生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很多朋友问及我和阿莱分手的原因，我都极力避免回答，东拉西扯地对付过去，实际上，我也常常想这个问题，叫人泄气的是，连我自己也很难说清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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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我始终无法弄清的一个问题是——阿莱的离去是因为对自己失望还是因为对我失望，还是干脆对整个我们两人共同的一切感到失望，也就是说，对生活感到失望？


　　阿莱从不总结生活，也很少抱怨，像一切正常女孩一样，她只是凭直觉生活，遇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就高兴，不喜欢的则避开，但是，她的直觉在我们的关系中到底起着什么作用呢？


　　这一点我始终无法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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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阿莱最后离我而去之后，我的生活在很短时间内出现了一次飞跃，我的意思是说，是向坏的方面进了一大步。我已无法对任何事物任何人产生真正的信任，甚至对自己也不相信，我不再积极，不再天真，不再快乐，而是抱着怀疑的态度对这个世界冷眼旁观，我无法让自己再次怀着真诚面对一切，我无法再次恋爱，无法再次获得痛苦，无法让自己以肯定的态度面对生活，我时常想，是我完蛋了，还是这世界完蛋了？事实上，我和世界都没有完蛋，而是原来心中抱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完蛋了。


　　但是，确确实实，我是完蛋了，伴随着幻想破灭，各种讨厌的症状相继出现，比如说，我对各种事物的好奇心与日俱减，对人际关系也变得日益不耐烦，渐渐地，我的生活态度陷入了一个轻飘飘的模棱两可状态，既麻木不仁，又无所适从，既然这个世界里让我相信的东西消失了，我在这个世界上的追求也就应声而止，所谓世界的真实面貌便出现在我的眼前，但是，对于这个真实的东西，我非常不乐意接受，非常不乐意理解，同时，也非常的不感兴趣，它们对我来说，太混乱，太没有条理，也太难把握，所有的价值、意义之类形而上的东西在我眼里可用三个字来概括——瞎扯淡。总之，我成了一个叔本华主义者，脚踏实地地陷入虚无。这使我的人生变得既不自然，又不高兴。换句话说，我对我那后面没完没了的余生完全失去了信心，每天生活在浑浑噩噩之中，被无聊搞得上气不接下气，可以说，简直是活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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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如何，起初，我和阿莱素不相识，后来认识了，再后来，我们混在了一起，最终，我们分开了。这件事说起来很简单，但却是一件叫我感到奇怪的事，如果让我讲清楚，那办法只有一个，就是从头讲起，从头讲起的好处是，一件件毫不关联的事情本来是千头万绪，可经过一通流水账，事情仿佛就有了前因后果，看起来也就顺理成章。坏处是明显的，那就是罗唆。


　　我选择罗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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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从我自己谈起。


　　穿开裆裤的时候什么样我现在已经记不得了，上小学上初中上高中这么一路谈过来我是没那么大耐心，如果非要我讲不如干脆把我妈叫来，她什么都记得，她会告诉你，我一岁时学会直立行走，两岁时不尿床了，三岁学会了写几个汉字，四岁时得过中耳炎，五岁那年出完水痘突然变成了斜眼，费了不知多少劲才被纠正过来，六岁跟一个结巴学舌居然无法改正过来，说话经常急得直翻白眼儿。七岁……唉，说也说不完，还是从大学讲起吧，大学，那是在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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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7年高考难度巨大，原因是人数多，有些学校应届毕业生多达八个班——大家不难想象19年前我们的父母用当时的话讲叫耍流氓的热情有多高。1987年，我和老X，战威，向晓飘，华杨等等好多人一起考上了大学，也就是那年，我和向晓飘分手，爱上阿莱，想想真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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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阿莱分手后的第一天早晨我没有像往常一样醒来，一夜乱梦搞得我精疲力尽，中午起床后头脑仍是昏沉沉的，我穿上拖鞋，走到洗手间，小便完毕，洗了脸，刷了牙，刮了胡子，把头发梳了梳，然后晃到厨房，从冰箱里拿出一瓶凉牛奶一气喝干，然后回到房间，坐进沙发里，望着墙壁发呆。


　　忽然，我意识到，阿莱再也不可能到这里来了，这个念头叫我感到无聊，一会儿，无聊的情绪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意料不到的忧伤，忧伤在一瞬间就击中了我，我不知道该做些什么，该给谁打个电话，我只是感到一阵阵尖利的忧伤划过我的心脏。我忧伤极了，即使那一刻发生天大的事也无法把我从忧伤中揪出来。


　　这种忧伤也许是我预感到的，我的预感一般来说很少出错，更可气的是，我的预感往往对坏事非常灵敏。讨厌的是，那天我坐在沙发上，预感到自己将来会不幸福，因为阿莱，因为所有发生在我周围的一切，因为，我感到了自己已不再年轻。


　　可是，上大学的时候，我还是那么年轻，报到时穿了一条牛仔裤，把T恤衫用一条牛皮带系在裤子里，穿着篮球鞋，走起路来比现在快十倍，那是在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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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87年为止，我是一个一切正常的孩子，68年出生，76年冬季上小学，因小学制度改革，多上了半年，以后学校改在秋季入学，81年上初中，84年上高中，87年上大学，考入联大，学的是计算机软件，那时正是秋天，也就是在那个秋天，我决定万事顺其自然，随波逐流，当时我19岁，刚刚开始读威廉·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这套书我断断续续读了四年才读完。


　　87年的我也充满梦想，但只限于对漂亮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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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一提的一件事是，到87年，我已经明白了，所谓学习、锻炼和折磨是一回事。总之，是叫你吃苦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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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要声明的是，我对大学印象恶劣，很多人都说那是我的偏见，他们对大学的一般概念是——大学，最后的纯真年代。


　　对于我，大学和幼儿园之间长长的十几年是连在一起的，所谓我的学习时光，我把它们看成一连串傻里傻气的不光彩的记录。


　　下面谈谈我所理解的大学，谁要是有不同意见，我就对他说，去你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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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教人学好从来都不容易，非但不容易，简直不可能，我这么说有人一定深有感触。


　　说学校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说那是一个教人学好的地方，明显的例子是大学，就我所知，在大学二年级寒假前，我们班就连最难看的女生都有机会怀上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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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开学第一天我走进教室，立刻后悔的几乎倒地而死，因为我迟到了将近一个小时，所以不得不在众目睽睽之下，小心翼翼地走到第一排正对讲台的那个位置坐下，从此，就再也别想换地儿了。


　　因为我个子高，后面一溜儿的同学一下子全被我挡住了，这帮傻逼在我后面自由地上课作小动作，考试作弊，而我却像个活靶似的挡在前头，从这件事上你就可以看出我是跟什么人一起上学了。


　　我当时绝望地坐下，大气也不敢出，不料却招致一阵笑声，我知道他们都在幸灾乐祸。


　　“衣冠禽兽”站在我面前，手拿一个本子点了一下我的名字，我应声虫儿似的答了声到，他马上把目光移开了。看来他很不满意，至少夏天他无法在大家伏案做练习时自如地看女生的乳房了，他得劳动大驾，从讲台上走下去，为了看得更清楚，他还得弯下腰去，指出那些女生本子上的错误。


　　道这一点还是后来的事，命中注定我在开学第一天便坐上了无论如何我不该坐的位子，也就命中注定他恨死了我，我想我错就错在不是一个肥臀大奶的女生，错就错在我在开学第一天叫他失望，错就错在我竟然还坐得四平八稳、笔管条直，把后面那些女生的乳房挡得严严实实。等我反应过来趴下睡觉为时已晚，这个老流氓连多几天都等不及，在第一个月就匆匆忙忙给了我一个处分，处分的理由讲出来我都觉得可笑——旷课——那是我为讨好老师所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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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原来可能是坏人，所以拼命想学好。另有一类人，生性是好人，偏偏哭着喊着要学坏，我的朋友华杨就是这种情况，对于他来讲，实际上，学坏要比学好难多了。


　　华杨和我同岁，是高中同学，他头脑聪明，讨人喜欢，对任何人任何事都有兴趣，都有耐心，所以他的女朋友辛小野正好配得上他。辛小野是个非常自以为是、自私自利的家伙，也正是她，叫华杨爱得五迷三道、疯疯颠颠。我想，对此惟一的解释是，在华杨通往真理的道路上，需要一块很大的绊脚石才好摔得头破血流，上帝见他如此真诚，便把辛小野发给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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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华杨是在学校办公室里碰到的，那是85年10月的一天，说来好笑，当时其它同学正在教室安安静静地上课呢！当然，少了我们这样的害群之马，这些笨蛋才能如此。


　　我上课有个习惯，就是不听讲。因为我们老师上课也有个习惯，就是胡说八道。我的习惯比起他的来最少有一点好处，就是不打扰别人，但他不懂这一点。因此，我在安安静静地看我的《在轮下》时被捉到了，按照惯例，我又被送到办公室“考虑考虑”，老实说，上学那么久，我就对教师办公室有那么点儿好感，我曾经在那儿看报纸、杂志，抄作业，听老师讲我随时都能倒背如流的大道理。此外，我在那儿还认识了不少新朋友，他们像我一样，经常光顾那里。


　　那天我去的是数学教研室，里面空空的，没有人，我在桌子上找到一张昨天的《北京晚报》，看了几眼，忽然睡意涌上来，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一会儿，我被一阵乒乓声惊醒，睁眼一看，教研室里新添了一个人，高二(2)班的华杨，我们以前相互知道，但从未说过话，我惊奇地发现华杨在检查老师的抽屉。


　　老师进来的时候我们俩早已做等候状。教研室外，同学们都涌到操场上玩，我和华杨分别被两个老师教育，我认错态度异常诚恳，眼看着就要过关，但华杨那边和老师吵了起来。


　　老师管他叫做“欠家教的小混蛋”，他管老师叫做“老秃驴”，结果老师大手一挥，叫他回家请家长，并向正教育我的老师大骂学生混账。口沫横飞的同时，一双手不时指向我，于是这边当仁不让，我也成了老师们竞技心黑手狠的牺牲品，当然，我后两节课的时间应主要用于找到家长，并设法把他们弄到学校来丢人现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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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笔千言离题万里是我的拿手好戏。下面我又要故技重演了，没办法。


　　我对一个逻辑非常反感，那就是老师和家长常常以为了孩子好的名义而教育他们，折磨他们，打他们，而不问问他们自己同意不同意。我对此反感有两点理由：


　　其一，这是对孩子的不尊重，其二，这也暴露了前者束手无策的窘状。


　　而在孩子的阶段是不会明白前面两点的，他们糊里糊涂，天真无邪，在此之前，他们还完全弄不懂字典上有些字的含义，比如——屈辱、痛苦、强权、暴力等等。只有一个逻辑可以解释这件事，那就是，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老师和家长时不时的也要客串一下反面教材。


　　还有，谈到上学时被老师请家长，我要告诉你们这招的厉害，当时最怕这招的不是我，而是我的父亲。在我上学期间，他到学校的次数比我少不到哪儿去，每回从学校回来，他先得把我打个半死，再让我写保证书，于是我便这样恨恨写道：“我以后一定上课遵守纪律，好好学习，不辜负家长对我的希望，接受这次的教训，保证今后不再重蹈覆辙。”这样的小条遍布我们家，每次我妈扫地时都能扫出几张来，有时逢到我在场还念给我听。


　　我在这里要说的是，有些老师是够坏的，无怪乎华杨管他们叫女生的内裤呢，(老湿！就是老师！)他们深知血浓于水的道理，他们不教训你，而是教训你的家长，告诉你的家长，他们生了一个什么样的蠢货，叫你的家长丢尽脸面。这样，家长就会把愤怒成倍地再发泄到你的头上，于是，一幕幕活报剧便上演了，在夜晚，在大家劳累了一天之后，父母声泪俱下，孩子说谎保证，所有演员均声嘶力竭，精疲力竭，吵得四邻不安，当然，一家子也是鸡犬不宁。


　　你不要以为老师们就会请家长，学校在对付学生方面手法还多着呢。他们建立一个叫作“学校家长联系本”的东西，放学时老师签上时间，回家后家长再签一个时间，叫你放学后连厕所都来不及上，背着书包往家飞跑，更甭提在路上多看一眼小妞的屁股了。他们拆学生的信，截获上课传的小条儿，把学生分为进步的和落后的，建立各种组织，让学生们相互告密等等，总之，一切最复杂的特务手段都能在学校找到原型，如果你不迅速学会说谎，虚伪，装腔作势，乖乖听话，那你在学校就会混得像我一样倒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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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年10月，阳光灿烂，17岁的我坐在操场边的一棵树下，一群傻逼在上体育课，男生在踢球，跑得浑身是汗，东倒西歪。女生在做单杠，体育老师借机在她们身上乱摸一气，怪不得单杠坏了丫冒雨抢修呢。


　　此刻，我对眼前的一切熟视无睹，垂头丧气，心乱如麻。正茫然间，华杨远远地走过来，样子挺悠闲，他先在太阳下面站了一会儿，手里竟拿着我被老师没收的书！


　　一会儿，他走到我前面，坐在我身边，低下头默默看起来，看得出来，我那本黑塞的《在轮下》叫他爱不释手。


　　我站起来，走到阳光下面。


　　下课了，三三两两的学生从我身边走过，几个女生手拉手去上小公园前边的厕所，她们个个神气活现，俗不可耐，一边走一边还交头接耳地讲着老师同学的坏话，一个扎小辫的丑八怪倒吸一口凉气后对同伴夸张地高声叫嚷：“刘老师还有一个外号叫臭熏鱼，这个外号主要是指他的气味！”


　　我感到无聊，于是又走回树下，华杨抬头看到我，对我一笑，把书举到我面前：“这是你的吧？”


　　我点点头，我们就这样认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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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7年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大学生活叫我厌倦。所有的组织生活都叫我厌倦，我整夜失眠，一天比一天更加陷入苦闷，当初选理工科学计算机是为了证明自己聪明，实际上这蠢透了，因为功课和考试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因旷课已接到一份处分通知单，女友向晓飘也离我而去，这些都发生在开学不久的一段时间里，这段时间，我除了迎接预期的失望之外，还承受了不少从天而降的失望，那时正是10月份，秋高气爽，天天都是好天气，而我的心情却恶劣透顶。


　　华杨的吉它被他喝醉后砸烂了，无聊像蛀虫一样蛀空了我们的心，理工学校的女生不仅数量少得可怜，而且质量还差得要命，一个个的还特自命不凡，对于她们，我没有兴趣，对于那些成天忙于交换毛片儿，临睡前大谈性爱的男生，我更是避之惟恐不及，这时我才明白，这里不是我该来的地方，这儿是勤奋向上的傻逼的天下，晚自习室的灯光彻夜不熄，塞满了那些梦想出国或通过考试的蠢货，他们来自全国各地，穷得要死，除了教科书和淫秽杂志他们不读其它书，趁我睡着，他们偷偷使用我的擦脸油和梳子，我索性连牙膏、牙刷、毛巾也送给了他们，每天起床，我只是用凉水在脸上拍拍，往袖子上一擦了事，我的身上是沉积已久的劣制香烟味和臭味。


　　这几天华杨一直在蹭我的饭，他把从家里能骗来的钱全部贡献给了约会，那是他忘却现实的惟一机会。他的女朋友，我是指辛小野，似乎有无穷无尽的事情来找他商量，其中包括给同学过生日的礼品选购，两星期一次的便秘的对付办法，使用脱毛剂的效果，邦·乔维哪首歌唱的不尽如人意，等等等等。那时，他也忙得够呛，大多数时间是在忙于借钱，但约会仍使他穷上加穷，愁眉不展，以前，他是靠唱歌来消磨时间，现在他用唱歌来代替抽烟，好省下一些饭票。昨天，他喝醉之后把琴砸了，现在他没有烟也没有琴了。实际上，他什么也没有了，除了烦恼。我和他成天无所事事地躺在宿舍里，就像干在湖底的鱼，任凭烈日暴晒，我们极度颓废，奄奄一息，坐以待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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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开始给高中同学写信，希望从他们那儿能听到一些好消息，但什么也没有，他们不是像我们一样，就是比我们更糟，大家都整天心情浮躁，走来走去，希望出点事情，但又都无事可做。


　　事实上，要做的事情一大堆，脏衣服一个月没洗了，开学时发我的教科书还是新的，只不过扉页上写了我的名字，我从家里偷了200元国库券，兑成人民币买了个录音机，天天听齐秦的歌儿，仅仅为了加强失恋的感受，那些歌矫情夸张，却正迎合我的心境，接连几天，我曾为它们落下眼泪，同时也为我自己哭泣，我的女朋友——向晓飘，在我还没操过情况下离我而去，这叫我非常后悔，我整夜地想着以前每一次可以操她的机会，那些机会我未曾很好的利用，现在正为别人所利用。以前我们关系挺好，我记得有一次，那是上高二的时候，她曾用保温饭盒给我送午饭。还有一次，在紫竹院的一条长椅上，她的几个同学从我们身旁走过，她竟没有让我把放在她乳房上的手拿开，我估计那帮傻逼一定看到了，可她完全不顾。


　　对向晓飘的回忆使我陷入固执的痛苦之中而不能自拔，陷入难言的想象中的嫉妒之中而无法摆脱，总之，是叫我伤透了心。我去找她时好话说尽，但她对我态度冷漠，由此我推想，她一定叫人给操了，这搞得我更加难过。


　　那一段，我成天恍恍惚惚，焦虑不安，心理阴暗，想法荒唐，几乎死掉。


　　华杨就住在我们宿舍隔壁，对我的情况了如指掌，他用罗大佑的歌来加重伤感气氛，通常他是这么做的：先去不知哪里借一把琴，然后躺到我的床上一唱就是三四个小时，以此来“让我分神，使我从痛苦中解脱出来”。


　　实际上，我既没有分神也没有解脱，而是更加烦躁，更加无所适从。像我们那一代的其它人一样，我也喜欢罗大佑，经常听他的《鹿港小镇》、《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小妹》等等，这种喜欢从某种角度讲是带着柔情成分的，不管当时我有没与谁在恋爱。我说过，那时我们面对的最可怕的东西就是无所事事，就是空虚，就是莫名其妙的无聊，我看不到前途，对自己也没有信心，缺乏理想信念之类父辈曾拥有过的美好东西，弄不清生活的意义和价值，找不到让自己行动起来的理由，任何行动，由于没有目标，好像都是荒谬的。如果我那时知道自己一生都将在荒谬中度过的话，我也就不胡闹了。可那时候我不知道，我周围的人也不知道。


　　有一阵儿，我决定让自己振作起来，要么干脆死掉，也许别人那时也在这么想，奇怪的是，我真的振作起来了，但却没有目的，我成天脚步匆匆，为的是告诉自己，我没有消沉，有自怨自艾，没有自暴自弃，然而，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但是我还是干了些什么，我上课，下课，看功课，踢球，看书，写作业，甚至还参加了一个诗社，我每天只睡六小时，其它时间，用华杨的话讲，我是一个忙个不停的“行尸走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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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是我刚上大一时遇到的情况。我时常想，要是我刚一开学便认识阿莱，我的生活会不会更好些？或是再早些认识阿莱呢？如果是那样，我就不会跟朋友混在一起，也就不会像后来那样对待阿莱，假如我把对向晓飘说的甜言蜜语分一半给阿莱，假如我用对待向晓飘的心态对待阿莱，也就是从开头便努力迎合阿莱的愿望，为着她的理想而生活而不是对她漠不关心，那阿莱会不会不离开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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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华杨去北大找高中的同学玩，在那里，他们请他吃了一顿饱饭，还喝了几瓶啤酒，这使得他精神大振，于是，应那帮家伙的要求，他唱了两三个小时的歌，据说，场面出奇的热烈，一个女孩哭了，传闻她爱了华杨好几年，现在仍未死心，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她长得非常难看，当然，哭起来就更加难看，在她哭的时候，竟有人悄声说：“这老太太怎么了？”


　　当然，这些都是题外话，华杨那一次北大之行使他认识了一个学历史的男生，叫刘欣，他会弹键盘，有一对招风耳，头发又长又脏，粘在一起，像刚擦完地的墩布条儿，脸色像老头儿长着湿疹的屁股，黄皱脏黑，上面起着一些青春痘，一双眼睛不停地眨动，如果有一天他碰巧没有手淫，里面就会射出狂热的光，当然是射向路过的小妞儿的，他对小妞儿的口味非常简单，假如有一天我听说他因强奸一个失掉右腿的瘸子而被捕,我绝不会感到奇怪，当然，有时我们坐在马路边上真的看到一个失掉右腿的瘸子路过时，他也会和我们一样，学美国60年代的青年抢着喊“左左左”。他的简单历史不久就被我打听到了，曾和一个极难看的女生谈过“一段不堪回首的，相互折磨的，非常浪漫的，致命残酷的恋爱”，一直债台高筑，非常聪明，但从不学习，整天胡思乱想，形迹可疑，也就是说，他很有可能成为华杨的密友，因为华杨多少年来一直梦想学坏，就是不得其门而入，现在机会来了。


　　果真不出我所料，不久他们俩就形影不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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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华杨把刘欣带到我的宿舍，对我说：“给你介绍一个哥们儿，他就是刘欣。”


　　我抬眼望去，此人正把一顶不知是从自由市场哪个农民头上抢的草帽往门后的钉子上飞盘般一扔，一屁股坐在我的床上，冲我飞快地点点头，然后问：“有烟吗？”同时咳嗽一声，“啪”地往地上吐了一口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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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后，我又见到华杨和更多的这种样子的人混在一起，现在的北京人笼统称之为“摇滚”。当时的人们可没有那么客气，他们直接管他们叫“傻逼”。这些人非常狂热，很有煽动性，华杨就是那个时候开始和他们混在一起的，起初。是刘欣经常到我们学校找他聊天儿，他穷得要命，总是在中午12点钟到，把华杨叫起来和他一起吃饭，华杨总是毫无例外地把他带到我那儿，因为华杨也没有饭票儿，我怀疑刘欣到华杨这儿来是为了躲债，华杨则认为他来是为了聊音乐，其实是两者兼有。


　　很快，二人就过从甚密，下午，同学们都去自习室的时候，我经常听到隔壁华杨的宿舍里传出歌声，尽是些老歌儿，有Elvis Prissy，Bob Dylan，Paul Mcmcartney，John Lennon等等，过了一阵儿，二人更加知心，刘欣把他的电子琴抱到华杨那儿，晚上也不回去了，和华杨挤在一张床上，整夜整夜地聊音乐，吵得宿舍里的其他人破口大骂，于是他们就转移到我的宿舍来聊，我的宿舍里的同学也被吵得够呛，但他们敢怒不敢言，因为有一次一个同学从上铺直起腰来骂了几句，还扬言叫我们到外面说去，我老实不客气地告诉他，如果睡不着他可以到外面睡去，他跳下床来，我就顺手把他揍了一顿，过了几天，我上体校时的一个摔跤班的朋友来找我玩儿，听说了这件事，就爬到上铺把那个家伙又揍了一顿，从此舍友们都对我们深夜聊天这件事持宽容态度，甚至有一天夜里，我们讲荤笑话，从不知哪个被窝里还传出讨好的笑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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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夜里，我、华杨、刘欣三人从学校外面的小酒馆出来，醉得几乎没有人能说出一句整话，但都神色诡秘，把头扎到一块儿，相互勾肩搭背，就如同给拴在一起的三只螃蟹，我们摇摇晃晃，有时是对着飞驰而来的汽车轱辘直钻过去。尤其是刘欣，他喝得最少，却醉得最厉害，他浑身颤抖，满脸通红，嘴里不停地叨念着“野孩子野孩子”，那是我们给乐队起的名子，这个乐队就由我们三人组成，当时我们三个趴在酒馆里那张满是酱油汤儿的小桌子上，喝了一瓶半二锅头才想出来这个主意，过了几天，我清醒之后，不禁大为后悔，因为一时冲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两人总借口乐队活动来蹭我的饭，不久，我把家里的国库券偷光了，便和他们一起四处借债。


　　总之，那天夜里的事真够傻逼的。 [/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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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天后，开始了期中考试，不出所料，我六门课全不及格，阿莱考了她们班的第一，高等数学她竟然考了98分，我是2分，叫我满意的我们俩加起来正好100分。


　　期中考试以后，阿莱总是以借口监督我学习为名放学后跟我回到我那儿，进门后最多一次是渗了十分钟，我们便开始做爱。阿莱真是个有心人，在我们期末考试前的一天，也就是距第一次做爱两个多月之后的一个夜里，告诉我这是我们第一百次做爱，不愧是个理科高材生。那天夜里，我吻遍了她的每一寸皮肤，朝阳升起来时，她赤身裸体地从床上爬起来，走到窗前，拉开窗帘，把我从梦中推醒，对我说：“看，太阳。”


　　我嗯了一声，闭上眼睛，重新睡去，朦胧中，听到阿莱在我耳边轻声说：“我爱你。”


　　那是她第一次对我说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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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阿莱是在认识刘欣之后。那天，我在家里胡乱翻腾，找两盘我当时顺手往哪儿一塞过后便忘记的毛片儿，那是刘欣千叮咛万嘱咐叫我带到新居去的，谁知竟意外地发现了一张活期存折，那是我母亲一个多月前声称找不着的小额存款，里边有500元钱，我立刻冲到银行把它取了出来，晚上，我和华杨、刘欣去前门吃了一顿肯德基后百无聊赖，就到花市去打台球，路过花市影院，华杨伸手一指，说：“那个小妞是咱们学院电测班的，注册时她排在我后面。”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我看到一个姑娘站在售票窗口不远，东张西望，好像在等什么似的，天已经黑了，路灯下她显得非常漂亮，头发盘在后脑上，一只手插在裤兜里，另一只手揪着身旁树上的叶子，后面背了一个双肩背。


　　一瞬间，我竟怦然心动。



　　就在那个星期日，系里组织秋游，星期六她到我们班来统计人数，正好那天我去班里抄作业，坐在靠教室门口的那个座位上，我就报了名，星期日早上6点钟我赶到动物园大门口，她也来了，7点钟，我们坐上了去香山的347路公共汽车，当大队人马高高兴兴地登上鬼见愁看红叶的时候，我和阿莱却在另一条没有什么红叶的小路上转悠，至于聊了些什么，现在已经忘记了，有一件事倒记得挺清楚，就是中午饿了的时候，我们俩才发现，我们惟一可吃的东西就是一块一两左右的小蛋糕，并且没有水。下山的时候，我因为抽烟被罚了50块钱，阿莱因为全心全意听我讲我们学校老师的外号而扭伤了脚脖子。


　　晚上，我们回到学校，她请我吃学校门口的冰激凌，不幸的是，第二天，我们俩在校医务室拿药的时候又碰见了，校医给我们各开了15片黄连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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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讲讲我那500元的用途：100元还债，50元吃麦当劳，借给华杨和刘欣各50元(后来他们谁也没还我)，在香山被罚了50元，换了100元饭票，其它100元和阿莱在东游西逛中花完了，其中有5块钱是这么花的，我们在菜市口礼品商店买了一个气球(送给阿莱一个过生日的室友)，在阿莱她们宿舍里吹到阿莱说“真大”时，华杨叼着一根烟转过头来看，烟头正碰上汽球，于是汽球炸了。那个过生日的女孩大叫：“啊，我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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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完试的那天晚上，在我那儿，华杨又喝醉了，吐了一地，我和刘欣把他拖到厅里，他就在那儿睡着了，阿莱墩了地，但屋子里依然气味难闻，刘欣到洗手间去洗了一个澡，就坐到电视机前看我新录的《美国往事》，由于没字幕，他总是问阿莱电视里讲的是什么，阿莱被问得不耐烦便拉我出去，我们在楼下决定不了去哪儿，最后坐上地铁，可恨的是那趟地铁是末班车，把我们拉到苹果园便不管了，我和阿莱便顺着石景山路一直往回走，走到老古城才碰到212路夜班车，我们坐到西便门下了车，又困又累，阿莱从下楼时就一直挨着我，此刻她拉着我的手，对我说：“昨天夜里我又梦见你在前头走，我在后面跟着，结果忽然间你又不见了。”


　　我搂紧她的肩膀，她肩膀一缩，仿佛只有小孩子的那么小，我们就这么走了一会儿，她把手伸进我兜里，从里面的烟盒中抽出一支烟来，举到我眼前：“想抽烟吗？”


　　我接过烟叼到嘴上，从另一侧的兜中掏出火儿，点燃，然后接着往前走，阿莱用手抓住我的上衣，在旁边跟着走，后来我们停住了，靠在一起，一同看从眼前一辆辆飞驰而过的汽车，阿莱和我的身体都有点摇晃，几片树叶从身后的不知哪棵树上飘落，掉在我们前面。


　　“以后我们也要买一辆汽车，”见我不语，阿莱又说：“你说那是什么时候？”


　　我抽着烟，感到有点冷。那时候我19岁，上大学一年级，阿莱的声音对于我显得有些遥远，我那时候在考虑什么呢？不知道。我站累了，抱着阿莱一同坐下，城市显得很安静，天上看不见星星，街上没有行人。阿莱18岁，不久前刚开始接触性爱，头脑里尽是些怪念头，爱嚼泡泡糖，有时候还挺调皮，只要和我在一起就喜欢使用“我们”这个词，毫无目的的跟我一起随波逐流，这种状态在那天夜晚叫我感到莫名其妙的伤感。我那时像现在一样不自信，和阿莱在一起叫我感到安慰，她的气息和夜风混在一起，紧紧挨着我，她的头埋在我胸前，头发上还粘着一股香波味儿，她挨着我，像是睡着了，但每到夜风吹过，她就开始轻轻战栗，就像在我怀里哭似的。事实上，阿莱是觉得冷了，我把她的头发绕在手上，捧起她的脸，轻轻地吻她，阿莱的舌头在我嘴里轻柔地搅动，带着股泡泡糖的甜味儿，眼睛眨动时，睫毛蹭着我的面颊，细细的胳膊绕在我的脖子上，凉嗖嗖的，我吻着她的嘴唇，一瞬间竟觉得我是那么地需要她。


　　已经3点了，我们决定走回去，阿莱在前面踩着弹簧步子，不断地回头招呼我快走，我们走到长安街上，对面一辆洒水车可能是坏了，停在路边，洒水车洒过的水还没有干，马路上黑漆漆的，反射着路灯光，汽车疾驶过后，后轮扬起细细的粉末似的一股股水点，煞是好看。前面是空旷的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还有后面的前门楼看起来都像是雾气中的影子，我们好像走了很久才走到王府井，正巧碰上一辆201路夜班车，我们上了车，发现除司机外，其它人都趴在座位上睡着了。在安定门下车时，已经是凌晨了，东方出现了一道金边儿，像是特意镀在北京这个城市上空似的。


　　上楼梯时我拉住阿莱的手，起初，手冰凉冰凉的，走到十二楼1207我的住处时就变得温暖了。 [/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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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队成立后，第一次活动就是偷了学校生物实验室的一只鸡。第二次活动则偷了一辆自行车。第三次活动是把自行车卖了。我提建议说把乐队的名字改成“犯罪团伙”，他们不同意，于是第四次活动出现了不妙的情况，我们去刘欣他们学校打麻将把卖自行车的钱输光了，倒霉的是我们输光后并没有马上离开，而是站在旁边看，这时，校卫队的人来了，把我们三个也一起抓住了，我写了一篇5000多字的检查才被我们学校教务处马主任领回本校，紧接着就挨了一个严重警告处分。华杨也挨了一个处分，刘欣倒没事，他的检查比我写得差远了，只写了300字，他是这么写的：“9月22日，我与王立琼、周文、唐大年、王阳、张弛、李卫、丁天、魏星云、崔宇、李严严、廖一梅、战威、孙兵、孟现春、华杨、岳军一起在我校男生宿舍224用麻将牌赌博，赌注为一二四元，王立琼、唐大年、张弛赢了，我、华杨、周文、崔宇全部输光，其它人平手，我由于童心大发，想继续玩，便到314找到姚进向他要上次他欠我的账，他想赖帐，我便把当时在场的赵晓松、王康、柳强、陈百涛找来对质，他们竟然都假装不记得！可见麻将的危害有多大！我今后一定痛改前非，努力学习，并劝那些像我一样有此恶习的同学及早回头，但我怕姚进、徐澄宇不会听我的，希望老师也帮助一下他们，长痛不如短痛，我想他们会感激老师的。但姚进可能不会，他打牌的事业心太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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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所有的沮丧都是暂时的。李唯就告诉我一个地方，在那儿可以忘掉一切，我跟他来到了他们家。


　　李唯家住在东四附近的一条小胡同里，他们家门前的一个明显标志就是一个臭气熏天的公共厕所，不是骗人，后来我即使蒙上眼睛仅用鼻子也能找到他们家。


　　那天我们进了院子，七拐八拐，最后在一间看似地震棚般的小屋前停住，已是晚上，邻居的窗户都拉上了窗帘，身边的小树在风中沙沙作响，我们俩儿的人影在墙上晃动，忽然，一片树叶掉在我脸上，像虫子蜇了一下似的，李唯在摸索着开门，我在旁边等，浑身上下不知为什么打起了哆嗦，只听见钥匙叮叮当当响了半天，还不见动静，李唯自己也神色慌张，就像在开别人家的门。


　　我结结巴巴地问：“怎么啦？”


　　李唯结结巴巴地告诉我：“钥匙折在锁里了。”


　　于是，我们从原路返回，到路边的一个小饭馆吃饺子，李唯吃的很少，就在对面看我吃，我问他：“喝啤酒吗？”


　　李唯点点头：“那就来两瓶吧，要么三瓶，五瓶也行，你喝多少？”


　　我说：“一瓶。”


　　我们边喝边聊。起初谈的是围棋，不久，谈起了书，叫我吃惊的是，李唯看过的书多得惊人，他问我：“看过《王家大道》吗？”


　　我摇摇头。


　　李唯看也不看我：“读法国小说就应当读读马尔罗，他在法国文坛上的地位……相当于中国的王蒙，当然，不看也行，可你无论如何也得看看布陶的《时间的运用》，写的好极了，好极了。其实丫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不过丫抄的是普鲁斯特和乔伊斯，那俩人才真了不起……唉，你看过谁的？”


　　“没看过谁的。”


　　“福楼拜、纪德、萨特、加缪、莫里亚克、都德、巴尔扎克、梅里美、龚古尔、缪塞、左拉……这些都没看过？”他难以置信地看着我。我越听他说越没信心，仿佛我没看过这些书是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似的，老实说，我有点自惭形秽，因为他正用一种不太在意的神色看着我，颇有藐视之意，抽空还喝了几口啤酒。


　　我说：“我看过乔治·桑的小说，不知她是不是法国作家？”


　　他把目光收拢，瞟了我一眼，又离开了。


　　我又说出几个名字，但明显他已不在听，目光也投向不远处正在播出MTV的黑白电视机，神态若有所思，口中念念有词，我听到他喃喃地说：“乔治·桑，乔治·桑……这个大喇……”就像他们以前有过一腿似的。


　　第二天下课后，我又和他来到他那儿，我们撬开锁走进去，里面是一排排、一架架的书，几乎全是小说，也不知有多少本。


　　李唯向我推荐了至少100本书，直到我拿不动为止，从此，我没事时就看李唯的书，看书时，我果真忘掉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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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睡着的时候，我要你在我身边，阿莱，因为我感到孤单，我想象着你悄悄起床，把窗帘拉上，这样我们醒来时就不会因为阳光太强而睁不开眼睛，就不会流出泪水，就不会把我放在你乳房上的手移开，就不会想到现实，就不会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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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来说，我上学很有规律，每天上午10点钟醒来，揉揉眼睛，穿衣下床，准备一下，看看墙上贴的课表，然后拿起一支笔，一个笔记本，走向教室。不住学校以后，这招就不灵了，我赶到学校后，往往正碰上上午的课全部结束，有时候下午还没有课，于是就越来越不爱去学校，渐渐地，上学这件事简直成了我的心病。


　　我不爱上学是有历史的，也是有原因的。小学不爱上是因为班里有个叫彭飞的留级生，我一去他就向我要糖，有一天，我想了个办法，把北海牌肥皂切成一个个小块，包在糖纸里交给他，他吃完后就打了我一顿，从此他总是找我的麻烦，总之，一想起他来我就心惊胆战，老是希望他能再留一级，不在我们班为妙，机会终于在我上三年级时来了，期中考试，我糊里糊涂地考了一个全班第一名，期末考试彭飞就决定抄我的，考场上，我把一个又一个错误答案写在草稿纸上，抽空传给他，又怕他察觉出来，又怕被老师当作弊捉住，结果我也没能及格，和他一起留了级。后来的事我不说大家也猜的出来。


　　初中不爱上是因为我在体校的那些哥们都不爱上，我们成天在陶然亭公园或者宣武公园一带混，抢小孩的钱，偷看青年男女耍流氓，打架，总之，所有的一切都比上学好玩的多。高中不爱上是因为向晓飘，我们几乎天天约会，哪儿有功夫上学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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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给你讲一下大学课堂的情况，这得从我们的任课老师说起，先从火力最弱的刘元珍讲吧。她是个好心的老太太，50多岁，讲话声音像蚊子声一样小，谁也听不清楚她在说什么，好在她也对此并不在乎，通常的情况是，我们见她健步走上讲台，带上老花眼镜，清清喉咙，然后，大家就像中了某种魔法似的松懈下来，她的话就像黄昏时的小风——我仿佛听到睡吧睡吧这样的召唤，以后的事我就不知道了。


　　跟刘元珍风格完全不同的是包洋，他教《离散数学》，身高一米六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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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年秋天可谓多事之秋，当然，这是就我个人而言的，阿莱假怀孕的风波刚刚过去，就出了一件事，这事是刘欣引起的。


　　刘欣一直跟华杨过从甚密，跟我关系一般，我们搞的那个乐队不过是名义上有那么回事而已，真正谈的上热爱摇滚的似乎不过是刘欣一人，主要原因是他无所事事，连女朋友都没有，业余时间又太多，对上学没什么兴趣等等，但那年北京地下摇滚似乎有了一点气候，很多人或出于兴趣或出于其它目的都掺和了进去，于是出现了不少小范围的聚会，我和华杨刘欣去了几次，都觉得挺热闹，于是回来商量能不能自己也把事弄大点，我们三个人的特点是什么乐器都不会，而且音乐知识极其贫乏，连五线谱都不识，后来得知，搞摇滚似乎凭的是感觉，只要有了乐器尽情发挥就是，至于其它，根本不重要。这一点是我们在摇滚聚会上的收获，更大的收获是我们在那里认识了几个人，他们的状态跟我们差不多，不外乎游手好闲之余总觉得该干点什么，于是乐队鸟枪换炮，不仅成员多了，而且变得正式起来，租了农民的平房，凑齐了乐器，开始合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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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合练，也不过是把几样乐器接上电源，通过一个小功放一齐奏响，声音比原来华杨的那把破吉它大了许多，当然也乱了许多，若干人陶醉其中，乐此不疲，长此以往，居然也能弄出一些听着还过得去的声响，大家群策群力，填上些歌词，由华杨不管三七二十一，一通猛吼出来便完事，唱的不外乎是那些老调重弹，什么“想飞，觉得累，流浪，爱你，对现实不满意，我梦想”之类的东西，好在大家当时都特真诚，也没觉得有多傻，于是一切便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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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是乐队，人员便有了分工，华杨弹主音兼唱歌，刘欣弹键盘，我弹一个电贝司，辛小野吹一个萨克斯管(她原来吹过小号)，新认识的徐通打架子鼓。还有一个经纪人，叫陆然，他写一些歌儿，到了点通知我们去排练，乐器差不多都是他找来的，这个人挺怪，好多人都认识他，他有时到处找不到，有时又好像同时出现在好几个地方，他把乐队改名为“超级赛车”，对外面人说起这个乐队常常用“我的”作前缀，好像他是老板，我们是雇员一样，事实上，在当时，他就是这个乐队的老板，我们不过是一些充满热情的穷学生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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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碰到陆然纯属偶然。


　　一天，我和刘欣在中原宾馆地下迪厅碰到一个女孩，是我的高中同学，叫曲红(我们后来叫她老X)，名声挺大，因为丫特喇，甚至跟我们物理老师都有一腿，她人极聪明，很少看书学习，但考试成绩总是停在前三名上，很少掉下来，小小年纪身体就发育的特成熟，屁股圆溜溜的，走路时两只乳房上下晃动，眼睛特大，跟体育班的男生关系特好，她没去过体校，却在学校运动会上得了三届女子四百和八百的第一，比在体校混的那帮小妞儿跑的还快，她一跑，连最正经的老师都为她叫好，我想那是出自真心的，因为从跑道边上看来，她的两只乳房突突跳动，细脖子细腰左右摆动，新鲜诱人，有时她一个踉跄，就像会直接扑入你怀中一样，叫人不禁见色起意。偏巧又正是此人，担任着学校团支部书记的职务，发个奖状什么的都得从她手中领来，学校开大会，司仪总是她，总之当时的确红极一时，叫人很难不产生非份之想，有一度我曾经想嗅她，但是向晓飘也在我们学校，天天跟我抬头不见低头见，而且我们学校这种事传的特快，所以机会可以说是根本没有。她第一次在我们学校跳迪斯科时轰动一时，差点让老师把她的公职给撤了，但她见风使舵，几天后教同学们跳“国标”，所有的老师都跟着沾了一回光，她又一次浮出海面，毕业时的校歌还是她领着我们唱的，可谓辉煌的有始有终。毕业后她销声匿迹好长一段，没想到在时髦的场合又碰到她，足见此人是个真正的风云人物。


　　我和她聊了一会儿学校的事，谈得投机，她对我说：“给你们介绍一下我的男朋友，他叫陆然，在师大上学，也在搞摇滚。”然后对着吧台那边一通乱喊，那边走来一个瘦高个，手里拎着一瓶筒啤，笑咪咪地冲我们点头，我们握了一下手，刘欣回学校去叫华杨，我们三个到安定门等他们，记得华杨那天晚上唱了一夜的歌，我们喝掉了二十四瓶啤酒，聊了一整夜摇滚，凌晨出现早班车时，我们一起去海淀的魏公村陆然的住处，那里有装备一个乐队的全套设备，陆然告诉我们，这是他们原来那个乐队留下的东西，现在那支乐队的人都混出来了，买了新的乐器，乐队也烟消云散了。


　　陆然告诉我们：一切事情的结果都是坏事，不信等着瞧。


　　我当时以为他喝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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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年秋天是这么结束的，10月底，树叶大半零落，街上刮起了干燥寒冷的西北风，阿莱真的怀孕了，在天坛医院做手术时，我在外面的长条凳子上坐立不安，前面是妇产科的手术室，门口有个蓝色的布帘半遮半掩，里面传出不知哪个女孩的尖叫，吓的我够呛，休息室不让抽烟，我到外面的走廊里抽，走廊里有个护士又把我轰到男厕所，我在那儿足足抽了三支才出来，然后回去等阿莱，等了快一个小时，阿莱出来了，我们走到大门口，阿莱说疼，走不动，我们一起坐在台阶上休息，冷风一吹，我们俩显得特惨，我打了一辆夏利，和阿莱一起回到安定门，阿莱喝了不少水，然后看了一阵录相，看到一半，阿莱睡去。


　　第二天，她完好如初，下午还和她们班的女生打了一会儿排球，透过我们班脏乎乎的窗户，我看到她穿着棕色羊皮夹克的身影在操场上晃来晃去，心里很不是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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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到陆然以后的三个月，乐队在排练时轰然奏响了第一支曲子，是约翰·丹佛的《阳光在我的肩膀上》，那时阳光已经变得冷冰冰的了，进入了冬季，天空阴惨惨的，到处是灰蒙蒙的景色，树上光秃秃的，所剩无多的黄色叶子挂在树上，随着冷风四下摇摆，有时一阵小风就能吹下一大片落叶，人们穿上了冬天碍手碍脚的羽绒服，一个个臃肿不堪，我弹贝司的手指尖上磨出了厚厚的老茧，每个星期我们排练三次，每次都能在一起混十来个小时，阿莱去过一趟位于北京西郊的排练室，然后就再也没来过。我们为了租那家农民房，每月得付150元的房租，这个月又是我替刘欣垫上的，他的那个雅马哈电子琴坏了，变成了哑马哈，华扬帮着修了两天才修好，辛小野和华杨闹了一点别扭，两人排练时互不说话，常常由刘欣传话，弄得大家心里都挺堵。大二期末考试近在眼前，大家心里都七上八下，不知自己的结果将会怎样。

我厌倦了，我真他妈的厌倦了，一天又一天，我不知是什么东西支持着我活下去，身体内部的那根钢筋软了，我的心脏也仿佛不爱跳了似的，我觉得自己慢慢松懈下去，每天临睡前我都一遍遍默念：这次别醒来，这次别醒来。


　　这种突如其来的致命的绝望又在袭击我了，就像发高烧一样，每隔一段时间，它就要来一次，我想我无法摆脱它，在大二那个空虚的冬天，在阿莱和我一起为过冬去商店挑选棉被时，我迈着不情愿的脚步走在她身边，阿莱不知道我的这个变化，她在商店里挑呀挑呀，我跟在她身后，有一搭没一搭地回答着她的问话，从一个商店跑到另一个商店，也不知转了多少地方，终于买到一床厚厚的松软的棉被，回去以后，我就盖着它进入了冬眠，阿莱起初很担心，后来，她见我虽然每天只吃一顿饭，睡十五六个小时，可仍旧可以跟她做爱，也就见怪不怪了。


　　11月中旬，我忽然开始疯狂地复习功课，因为快考试了，我如果还想把大学混下去的话，每门功课就得考到75分以上。叫我奇怪的是，我做到了，当然，除了对儿虾的那门，考完试后，我们班有两个同学被开除了。我听说了他们的名字，可不记得他们的模样了，这是两个不声不响的同学，听说学的很用功，他们默默地考进来，又默默地被开除出去，真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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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寒假过的非常一般，我们每个星期聚到一起五天，寒假开始排练陆然写的一首歌，叫《向前冲》，这首歌儿我至今有时仍然听上那么一遍，几乎没有什么旋律，从各方面来讲都算不上是什么作品，可我就是非常爱听，每当我心情恶劣的时候我都会听一听，这首歌就像是灵丹妙药，仿佛是专门为了医治我的空虚无聊而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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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得讲一讲陆然。


　　陆然生于68年，和我同岁，也属猴，毕业于北京八中，他管那所学校叫做大粪坑，那个学校两次差点开除他，第三次终于如愿以偿，理由是他让一个比他高一年级的女生怀了孕。而后他参加了一个补习学校，用半年的时间学完了高中后两年的课程，考上了师大，所以他比我们高一级，是八六级，他考师大的原因是因为听说那里出过很多作家，而他一直想当个作家，可惜，上了半年他就理想破灭了，他读过很多书，和一帮搞写作的人混过一段时间，但很快对那些人厌倦了，在一次校庆晚会上，他认识了跟男友一起去的老X，被她迷住了。经过将近一个月时间的疯狂追逐，总算如愿以偿，把老X弄到了手，老X当时正迷恋摇滚，他也跟着她一起迷恋，想尽办法组织了一个乐队，乐队用了一年半时间混出了样子，被一个香港唱片公司收买了，因为和公司不和，他一个人离开了公司，然后就碰到了我们。


　　陆然家境比我们这些人都要富裕一些，他母亲对他一味纵容，每有老师家访谈到他的种种缺点时，他母亲总是把老师逐出门外，为了让他能够在上课时间看一些所谓的内部电影，他母亲不仅亲自为他弄电影票，还替他写病假条儿蒙混老师，他父亲身居高官，却对他母亲惟命是从，也就对他的一切不理不睬，所以此人对一切都满不在乎，除了我们，他还有很多天南地北的朋友，他有一个第一批买的呼机，总是响个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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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年3月中旬，虽然早就过了春节，北京仍然冷风阵阵，校园里的树木高高低低，光光秃秃，摇摇摆摆，叫人在里面生活只觉整天恍恍惚惚，飘飘悠悠。


　　一天上午大约九十点钟，我迈着极不情愿的脚步，非常不坚定地走进教学楼三楼靠左手第二个门，那是我们的教室，正是课间，形形色色的同学在教室里不安地走动，我走到我的位子前，吹了一下椅子上面的土，然后坐下，小心地拿出书，轻轻地放在桌上，以免溅起尘土，然后站起来走回楼道。


　　楼道里散落着从各班中走出来的学生，一个个七歪八靠，倚墙而立，个个神情冷漠，就像刚刚被虐待过的囚犯一样，叫人大倒胃口，那些外地考过来的精英更是叫我一认出便手心痒痒想找块砖头，远近零星飞过来的夹带各种方言的普通话，一听便知是那帮外地学生在哗众取宠。


　　我碰到的第一句话是“有烟吗”，我一看，是焦凡，他两手插兜，头发脏乱如鸟窝，脸上油光光的像被一把火烧过一样，不用问，那是因为偷用了我的擦脸油，这件事从一入冬便开始发生，有一天早晨，我被同宿舍的人叮叮咣咣的起床声吵醒，抬眼一看，焦凡正把手伸进我的抽屉里，熟练地拿出一瓶爱侬绵羊油，拧开盖子就用，连瞟都不往我这里瞟一眼，然后，往回一放就算了事，他的这个举动叫我从始至终看得一清二楚，可他居然没有注意我盯着他看的眼睛，我本想跟他说上几句，又一想为这点小事似乎有些不值，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他吹着难听的口哨，得意洋洋地离去。


　　我从兜里掏出都宝，从中抽出两支，一支递向焦凡，谁知他竟然不接，把嘴一努，找操似的，我只好把烟塞进他的嘴里，我从兜里找出打火机把两支烟点燃，他抽了一口后扭头走了，几个取信的学生从身边经过，其中的一个正边走边撕开信封，这时我们班的普物课代表刘军从教室里出来，四下里看了两眼，目光落在我身上，然后冲我招手，我问：“有事吗？”


　　他把我拉进教室，一直拉到黑板前，在我愣神儿的当口，往我手中塞进一个黑板擦，我一不留意，竟然接住了，他指了指写得满满的黑板，然后回到自己的位子上，靠近黑板的几个男女生一齐大笑起来。刘军自以为做了一件挺幽默的事，回到位子上也跟着笑，一边笑一边看着我，这个卑鄙小人在我旷课时从来都毫不手软，每次登记时首先填上的必是我的名字，有一次，我来上课，老师问他：“今天有谁没到？”他毫不犹豫就报出了我的名字，其实他在课间还从我这里蹭了一支烟，明明知道我在，这一举动不过是想逗同学一笑而已。就是这么一个人，也妄图想叫我擦黑板，真是做清秋大梦！


　　我转身走到他面前，把黑板擦往他桌上一扔就走回自己的座位，这孙子面色突然变得铁青，因为先前那几个笑我的同学正在笑他，他坐在位子上，足有十秒钟一动未动，然后站起来，再次走到我面前，对我说：“周文，今天该你擦了。”


　　我没理他。


　　他把声音提高了一点，又说：“周文，教室里不准抽烟。”


　　我说：“你有病呀。”


　　他有点挂不住了，他是那种人，自我感觉良好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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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老X之间的关系在我和她混了那一次之后不久，奇怪地中断了，原因我想应该不在我，因为我事后把她送上了开往她们学校的公共汽车，并且第二天就给她们的宿舍楼打了一
个电话，她接的，从听筒中我觉得她对我讲话口气有些冷淡，我约她出去玩，她说等过一阵儿再打电话过来，她说她最近挺忙，等等。我挂下电话，知道她在骗我，因为那天上午临走时她还告诉我她想天天跟我在一起呢。

　　又过了几天，她没有打电话过来，我有事正好路过她们学校，于是到女生宿舍楼去找她，华杨跟我一块去的，我们见到了她，她正和她们宿舍的几个女生玩扑克牌，见到我表现出与其说是一种惊异倒不如说是一种久别重逢般的热情，她请我和华杨到学校门口的小饭馆吃了一顿牛肉馅饼，吃完后不久，华杨先回了学校，我就和她一起在街上转悠，她的学校外不远就是一条还算繁华的大街，我们串了街左面所有的商店，送她回学校前，在一棵大树后，我抱住她，亲了又亲，后来我们靠着树又呆了一段时间，主要是聊天，聊到我回学校的末班车快来时才离去，这期间，一切正常。

　　我回到学校，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老X从来不试图主动找我联系，于是又打电话给她，约她出来见面，她答应了，我们约在天坛西门见面，她倒是来了，但迟到了半个多小时，在我想走的时候，我是说，我走到15路公共汽车站总站时，她从一辆回来的15路车上跳下来，并且一眼就认出我，叫着扑上来，当着等车的好多人和我抱在一起，我告诉她我不喜欢约好时间以后等人，她听了只噢了一声，没再提这件事。再下一次约会，她答应后根本没来，事后也不解释，这下激怒了我，我也没再约过她。不久，我认识了阿莱，我们俩就彻底失去了联系。

　　直到一年后的一天，我在中原宾馆的地下室碰到她，她把我介绍给陆然，以后我们曾有机会单独在一起呆过，但她从未提起过我们俩之间的事，就像没发生过一样。陆然对我讲过她，从陆然讲的时间推算，我们俩之间，她还应有至少一个男朋友。当然，我没跟陆然讲过我们之间的关系，从陆然对我的态度看，好像他并不知道我们之间的事，所以，关于老X的一切曾让我一度迷惑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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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迷惑不解的事不止老X这一件，还有更多，总之，这些事情加起来的总和，给我一个印象，似乎事情和事情之间的联系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牢固，似乎很难确定，那么，什么是可以相信的呢？我不知道。不仅我不知道，我发现别人也不知道，大家都依靠直觉和猜测生活。没有什么是可以确定的，没有什么是可以信赖的，就连和我最近的华杨借了我的钱也有不还的时候，而我呢，我自己呢，有那种被人们称之为一贯性的东西吗？

　　我不知道。

　　理想终归要破灭，爱情终归要失去，我们的一切飘忽不定，并且早晚我们要死去，一切都是大梦一场，不会有什么结果的，我们是一种可怜可笑可悲可气的生物，有没有两可……总之，他妈的，我当时的人生观就是这样，多少次我独自一人遥望星空，发出长叹，叹息之余，又无可奈何。

　　那个时期我做过一些梦，有一个梦至今还记得，我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老极了老极了的山羊，钻在山洞里等死，眼里流着泪水。四周的墙壁湿漉漉的，我站在那儿，看不到一丝光线，黑暗中，我叹着气，感到非常非常孤独。这个梦不知是我做出的，还是我从某本小说中读到的，反正我记住了它。

　　大一快结束时的我的心情一直不太好，后来也不好，到现在仍然没有好起来，这其中缘故颇多，在生活中反映出来的现象是——慢慢的，我变得有点麻木不仁，对人对事失去兴趣，我知道，这样一来，对我不好，对别人当然也不好，对什么都不好，但是，我不愿对别人说起这些，这些都是关于人生无聊空虚的一部分，讲不讲都没什么意思，是的，没什么意思。

　　我不认为人生是丰富深沉的，我看到的听到的和感到的都是一些叫人泄气的东西，我讨厌沾沾自喜和垂头丧气的情况，我什么都讨厌，我无法平静，因为我没有死去，妈的！

　　但我还是做出了一个叫我还算满意的姿态，也算是我自己对自己的一个要求，惟一的要求，那就是强颜欢笑，对，就是它，强颜欢笑，无论何时何地，我都命令自己强颜欢笑，因为我只能这样，因为我是一个正在表演的小丑，我对自己对别人都感到不好笑，我没有眼泪，没有欢乐，我什么也没有，甚至，我没什么可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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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我在上中学时看过一本小说叫做《青春万岁》，看完后我就产生了到王蒙说的那个学校去插班的念头，但是我没有找到那个学校，不知是因为那个学校经营不良倒闭了还是出了别的问题，归根到底，我上了另一个学校，我上的那个学校比较差劲。但是，但是……

　　有一天，我和华杨走在从教室到操场那条林荫路上，那是89年4月，树叶还未从树枝中

　　拱出来，天空阴沉沉的像被贴上了一张旧报纸，华杨的头发刚洗过，垂在脑袋上，伏伏贴贴，他穿着一件红色的羽绒服，一双从三五零一买的军警靴，牛仔裤的下沿挽在鞋子的高腰上，我围着一条我爸从苏联买的劣制围巾，穿一件国产软羊皮夹克，两手插在兜里，华杨告诉我，陆然和老X吹了。我听了点点头，华杨也没往下说，我们穿过操场，走过通往校门的甬道，出了学校，换了两次公共汽车，来到我们的排练房，除去陆然，大家都到了，我们开始排练一首叫做《永远不回家》的歌，徐通的鼓点老出问题，他敲得高兴了就爱卖弄一番，把鼓打得和音乐彻底失去联系，他自己还以为不错呢，我们都没有说他什么，直到他在一个小节上突然停住，对我和华杨抱怨说没配合他为止，华杨把电吉它往椅子上一放就走到门边，脚下不留心踢掉了电源插头，我对徐通说：“你丫敲的是什么玩艺儿？”徐通就冲我一通嚷嚷，本来这是乐队在排练中时常遇到的小事，但那天徐通就像有病似的对我们疯狂指责，他来自中央美术学院，是个大笨蛋，这点不仅我们清楚，连陆然都清楚，徐通敲鼓忽快忽慢，忽强忽弱，有时突然消失，我们回头一看才知道，原来他在那里弄他那个鼻子……这种事情经常发生，我从来没有说过他什么，不幸的是，徐通是个狂热的摇滚迷，平时我不来排练的时候，他老来，没完没了地练习，有时我们走在街上，我总设法不挨着他一块儿走，因为他的手就像多动症一样不停地上下摆动，叫人心烦，他长着一个大得足足有十斤西瓜那么大的一个脑袋，脸平平的，鼻子从脸的中央傲然浮出，犹如大海中的一个小岛，眼睛小得不留心就会忽略过去，嘴巴和鼻子之间距离甚远，下巴特短，就如同被谁用锯锯掉了一样，后脑勺儿自上而下垂直而落，就像悬崖，别的乐队到我们这里来玩，听完我们演奏都说敲鼓的不行，我们谁也没把这话转告他，也许这是我们的一个错误，因为他越来越自鸣得意，而且，就连我们也不放在眼里，陆然有一次差点又去找来一个鼓手，还是我们给劝住的，但这一切，徐通不知道，他有他自己的追求，我知道他是怎么追求的，他一遍遍听那盘麦克尔·杰克逊的拼盘儿，照着里面的每一首歌的鼓点拼命练习，练得有点像了他就说自己又有了一个绝招，他的绝招不使也罢，一使出来就弄得大家都心慌意乱，刚认识他时他留着长发，现在变成了板儿寸，此时我们就面对着这个叫我们觉得非常丢人的脑袋，听他在那里大喊大叫，顺便提一句，就在不久前的一个摇滚PARTY上，我们试奏一曲，正是徐通，在华杨唱完后一通猛敲，弄得我们在台上特尴，因为我们平时练习时没有这一段，末了，此人居然学着我的破录相带中的某个乐队的鼓手，把手里拿着的两支鼓锤儿扔向台下，台下站着黑压压的一片人群，我站在台前，挨着左边的那个喇叭，什么也听不见，但从人们的口形中好像看出他们不是跟着我们唱，而是在喊“下去吧”，片刻之后，叫人泄气的事情出现了，徐通那两只鼓锤被从台下扔了回来，幸亏扔回来了，不然我们还得凑钱买新的，这件事我们谁都没有再提起过，陆然曲折地对华杨说，以后咱们不去PARTY了。

　　徐通站在他那一堆鼓后面，唱了一会儿独角戏，没有人接火，他又坐了回去，发泄似地狂敲起来，刘欣用手势制止住他，说：“你烦不烦呀！”

　　徐通说：“我不烦。”

　　刘欣说：“那就敲吧！”

　　徐通果然又敲了起来。我走出屋子，看到华杨一个人站在前面不远的一棵树下，正在抽烟，这时辛小野和刘欣也走了出来，刘欣冲我说：“咱孤立丫的。”

　　我们一行人往回走，华杨送辛小野回学校，刘欣自己走了，我回到安定门，推门进去，阿莱正在那里看我从陆然那里借来的一盘录相，叫做《卡门》，通盘都是西班牙舞，阿莱看得津津有味，见我这么早回来有些奇怪，按了一下暂停问我：“你是不是没去呀？”

　　我说：“去了，和徐通吵起来了，没劲。”

　　她说：“怎么啦？”

　　我说：“丫有病。”

　　阿莱说：“至于嘛？”

　　我说：“你接着看吧，没事儿。”

　　阿莱说：“陆然来过电话，他说你要晚上回来没事就呼呼他。”

　　我呼了陆然，不一会儿陆然回电话，我问他：“有事么？”

　　陆然说：“没事儿。”

　　我一听就觉得不对劲儿，我说：“在哪儿呢？”

　　他说：“在家。”

　　我问他：“晚上喝酒吗？”

　　他痛快地说：“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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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晚上，在真武庙附近的一个小饭馆里，我和陆然都喝得大醉，我们喝了不知多少瓶啤酒，陆然自己还喝了半瓶二锅头，他对我讲起了老X，看来华杨的消息一点不假，他和老X吹了。

　　看得出，和老X分手弄得他有些难过，从我的角度看，与其称之为难过，不如称之为不理解，他好像根本没有弄清楚老X是怎么回事就跟她完了，也就是说，他将永远没有机会弄清楚老X是怎么回事了，而老X离开我时，我是这么认为的——这下我永远不用再费心思去弄清楚她是怎么回事了！

　　这就是我和陆然的区别。

　　陆然用了大约十分钟时间讲了讲他和老X的事，就在前天，他去老X的宿舍找她，她不在，于是给她留了一张条儿说他去一个摇滚派对了，令他非常不解的是，老X也在那儿，一只手吊在一个三流乐手的脖子上，一只手端着一筒日本生力黑啤酒，用陆然的话讲，他于是“干了一件一生中最大的蠢事——冲过去给了那个乐手一酒瓶子，反手又给了老X一记耳光，老X尖叫起来，跑到一边，那个乐手现在住在海军总医院，就是这么一回事。”他一连气说完了这些，又喝了半杯啤酒，“可一点迹象也没有，哪怕是蛛丝马迹也找不到……这之前，我和老X一切正常，一星期前还在我那里练过一回，她像往常一样，既不对我特别温柔，也不冷淡，也没有对我说起过她又跟别人搞上了，就是那么突然，我也昏了头……到底出了什么事？”

　　陆然看着我，我低下头，陪他干了一杯，那一杯干完之后，他不再提老X的事，突然对我说起他想写的一首歌来，名字叫做《纯净海滩》，随后的三个多小时里，他不断向我提起纯净海滩，仿佛他正置身于纯净海滩一样。

　　纯净海滩是陆然梦想中的一片海滩，他坚持相信在世界上有这么一个海滩，海水碧蓝碧蓝的，白色的海鸥在上面飞翔，沙滩是白色的，平整得就像纸一样，上面连一丝海鸟的爪印也没有，沙粒在阳光下闪着光，天上没有云，在远方，海和天混在一起，分不出界线，那里没有人迹，海水涌起，冲上沙滩，粉碎成泡沫，泡沫很快就一个个破灭了，海鸟从海水中衔起一条绿色的水草飞上天空，长长的绿色水草就像抽丝一样从海水中被叼出来，连续不断，海鸟拖着那根绿线越飞越远，直到看不见为止。

　　这就是纯净海滩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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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然醉得不成样子时，一手扶着桌面，一手端着酒杯，不停地给我讲他的纯净海滩，他的眼睛通红，不知是很久没睡觉还是喝得太多了。半夜4点钟，我们从饭馆出来，歪歪斜斜地一直走到礼士路口，截住了一辆出租车，开了没有十步陆然就叫司机停车，他跪在地上，把头伸出，哇哇大吐，我从另一边门下了车，站在路边也吐了，司机趁机骂了我们几句，把车开跑了，我们走上复兴门立交桥，向西南方向望去，广播电影电视部的发射塔黑乎乎的伸向天空，街上这时已经出现了收班的环卫工人，有几个烧长跑的从我们背后跑过，汽车依旧一辆辆飞驰而去，红色的尾灯在夜色里显得格外清晰。

　　我和陆然靠着桥栏干，天有点冷，喝了大量的啤酒之后，我们站在桥上不久就打起了哆嗦，我用手挡住了风，点燃一支烟，靠着陆然抽，他两眼紧盯着桥下，身体在轻微摇晃，在夜色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然后说：“我们回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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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陆然和老X散伙儿之后的那段日子里，他的情绪坏到了极点，整个乐队也陷入了无可救药的涣散状态之中，接连两个星期，乐队没有一点在一起合练的迹象，徐通在一个天色阴沉的下午找到华杨，两人又去找到刘欣，他们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把我约到美术馆前面的一家饭馆，徐通请我们吃了一顿饭，看得出，他对那次吵架有些后悔，事到如今，我们也没什么可说的，于是一群人一通真诚，在啤酒的泡沫中总算和好如初。

　　我们从下午4点一直喝到晚上9点多才分手，那时已是满街灯火，天上不时何时下起了牛毛细雨，我们在饭馆门口分手，我没坐车，在细雨中徒步往安定门走，一路上，路边的小树叶上不断地掉下大颗的雨滴，淋得我身上全是水，我点燃的一支烟不久也被雨水浸得透湿，很快就折成了两截，我扔掉烟，慢慢悠悠地往前走，我的头有点疼，刚才我们叫了一瓶曲酒，最后给一口闷了，因此走着走着就吐了起来，吐完之后出了一身冷汗，浑身无力，雨渐渐大了起来，路边的行人很少，那些穿着雨衣的骑车人匆匆从身边晃过，犹如被风吹得歪歪扭扭的断线的风筝，在路灯下一晃两晃地转瞬逝去，雨中，一切显得影影绰绰，关门的商店的铁皮下拉门上也有大滴的雨水悄悄滑落，空气中充满了冰凉潮湿的街道垃圾味儿。

　　前面一盏路灯不亮，下面的积水看不清楚，我过了马路，这时忽然肩头一凉，原来是雨水已经浸透了衣服，正碰上一辆108路车经过，我跑了几步，追了上去，上了车，买了一张票，车过了交道口，直奔安定门，这时，雨忽然发疯似的狂下起来，风把雨水吹得几乎是横着飘飞，看起来就像是一缕缕烟雾。车过了安定门立交桥，在安定门站前停下，我见势不妙，没下车，跟着108路一直坐到和平里总站，下了车，又往回坐，总算是到了家，雨已经变小了，我跳下车，往家走，一不小心踩进一个水坑，鞋全湿了，还灌进不少泥。

　　梯上，我浑身透湿，比平时重了不少，站在那里，从一楼到十二楼的功夫脚下就形成两个小水洼，开电梯的老太太不满地盯住我脚下直看，好不容易走到家门口，一掏兜，发觉忘了带钥匙，我敲了几下门，希望阿莱在里面，可惜她今天没有来，我背靠门坐在地上，浑身冷得直打哆嗦，只得又坐电梯来到一楼传达室，给学校阿莱宿舍打电话，打了很久才打通，通过听筒，我听到阿莱趿着鞋，达达达地走向传达室，拿起电话，问：“谁呀？”

　　一时间，她的声音显得又遥远又亲切，我告诉她，出门时没带钥匙，现在正在门外，阿莱说：“活该！谁让你总丢三拉四的，我都上床睡觉了，等会儿啊，我给你送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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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莱是乘最后一趟电梯上来的，把手里的钥匙抖得乱响，见了面，把钥匙往我手里一扔，说：“开门吧。”

　　我们进了门，我洗了一个澡，换上一套干净衣服，阿莱靠在床上，把两个枕头立起来，垫在背后，手里拿着一本《兔子跑吧》一目三行地看，不时用指尖沾一下唾沫翻篇儿，盖着毯子，下面露出一双光脚丫，动来动去，不时从搭在床边的椅子背儿上的衣服口袋里掏出点什么吃的塞进嘴里，等我过去掏时就剩了一个空袋儿——是一包话梅。

　　我坐到床边，从她手里拿过书，她两眼顺着我的手一直跟踪着那本书，我把书移到离她眼睛一米左右，她仍聚睛会神地看，等我把书再移远一些，她把目光移开，笑着望向我，说：“这页看完了。”然后吁了一口气，冲我点点头：“兔子，睡吧。”

　　我靠近她，伸手把她抱到胸前，她用手指指着我的鼻子说：“别胡思乱想啊，时间还没到呢，差三天，大夫说的。”

　　“我不信大夫说的。”

　　“那就算了，今天吧，不过你得带这个——”她从椅子背上的书包里掏出一个小盒，在我面前晃晃，是一盒避孕套。

　　我点燃一支烟：“你没把它当话梅吃了？”

　　阿莱说：“我吃了你带什么？”

　　“尼龙袜子行吗？”

　　“不行。”阿莱吃吃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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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觉醒来已是上午9点多钟，天光大亮，我睁了一下眼睛，发现阿莱正坐在床上看《兔子跑吧》，翻篇声不时传来，我感到口渴难耐，用肩膀碰一碰阿莱，阿莱看也不看我，随口问道：“又想喝水？”我伸出手，阿莱从身边的床头柜上递给我，我接过来，欠起身，一气喝下去，不料杯子里什么也没有，我说：“没水。”阿莱把空杯子从我手里拿开，说：“等一下啊。”

　　我转一转身子，又沉沉睡去，再一醒，已是近中午了，阳光正照在我脸上，暖洋洋的，房间里飘荡着轻柔的音乐声，是甲壳虫乐队的《昨天》，我坐起来，墙上的石英钟的指针已指向11点半，从厨房里传出阿莱切菜的声音，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连书柜上的玻璃都被擦过了，我昨天穿的被雨淋湿的衣服挂在阳台上，床头柜上摆着一杯满满的水，我端起杯子咕咚咕咚喝完，这时阿莱笑盈盈地走进来，手里端着一个盘子，里面是几个苹果，把盘子往写字台上一放，对我说：“还困吗？”

　　我摇摇头，阿莱走到写字台前坐下，用眼角斜对着我，做了一个怪相，把一个苹果拿在手里吃起来，然后拉开抽屉，从里面拿出几盘台式录音机的磁带，把甲壳虫换下来，换成“威猛”，拧大音量，顿时，屋子里响起刺耳的《舞前叫醒我》，阿莱自己冲我一笑，跳着消失在厨房，我在震耳欲聋的音乐中下了床，到洗手间刷牙洗脸，又回到屋里把被子叠好，最后我来到厨房，阿莱正坐在一个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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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完饭，我们一起去陆然那里，阿莱挑了一批带子，有《去年在马里安巴德》，《金钱本色》，《八又二分之一》，《钢板七雄》，《日瓦戈医生》，《野草莓》，《杀人的夏天》，《金色池溏》等，阿莱在那里细心地挑，有的还放进录相机看一下以确定带不带走。

　　阿莱挑录相带的时候，陆然打电话把乐队的人都叫了过来，陆然带给大家一个好消息，他在厦门的一个爱附庸风雅的酒肉朋友听说北京这边煽摇滚，问能不能弄去支乐队去他那个歌厅唱唱，陆然当即答应，价钱也谈好了，一天一人15块钱，小费全归我们，唱一个月，时间是暑假，路费也由他出，当然是到了那里再报销，我们只需在这段时间里多排出几首歌就行了。这真是一个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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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队恢复了排练，而且练得相当艰苦，每天一放学，大家就直奔排练室，我写了三首歌，陆然写了五首，我们还排了几首专门在歌厅演唱的歌，有滚石乐队的《想你》，有《卡萨布兰卡》，甚至还有一首谁都会唱的《铃儿响叮当》，为了以防不测，我们还练了几首港台歌，赵传的，齐秦的，王杰的，罗大佑的，李宗盛的，等等，为了找这些歌的谱子，陆然东奔西走，累得够呛。要知道，1989年，港台流行歌曲在北京还被当作是时髦的玩艺儿，不像现在，说谁庸俗就说谁港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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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9年夏天来的叫人猝不及防，几场雨过去，温度开始直线上升，一天比一天热，太阳就如同一个每天被人拧下第二天又换上的灯泡，不同的是，瓦数不断升高，直到有一天，街上的姑娘们穿起了裙子，公共汽车里出现了刺鼻的狐臭味儿，我才发现最叫我受不了的季节终于来临，伴随着高温滚滚而来的是性欲减退和期末考试，比起前者来，后者显得更为可怕。

　　我的金钱梦是从陆然宣布说去厦门演唱时开始做起的，我计算了一下，加上小费，我们大概每人可以挣一千元左右，这在从来没有自己挣过一分钱的我来说无疑是个大数目，为了无愧于这笔钱，我练习时格外认真，破例还额外钻研了一本专业讲和声的书籍，不单是我，整个乐队都很为这个消息振奋，出现了神速的进步，原来不识谱的识了，原来演奏时胡乱对付过去的段落被重新练习，直至十拿九稳，但这一切占用的却是学习时间，所以，随着期末考试的临近，大家心中都各怀忐忑，但因为有件兴奋事顶着，谁也没有提。

　　不久，有人顶不住了，是刘欣，他有一次在练习前趴在一张椅子上抄作业，被我看到了，我没说什么，练完回去之后，我翻开书包里那些新得叫人害怕的书，从期中以后看起，连看了三页，立刻觉得这次肯定要被开除了，我第二天把这件事告诉了华杨，他也看了一晚上，转天告诉我，说肯定看不懂，我们俩顷刻间被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住了，一时间慌了手脚，这时，全校同学都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期末复习，校园里到处是抱着书狂看的各色人等，紧接着，复习课开始了，老师一个个就像大爷一样布置复习提纲，我们在下面一通狂记，刚一下课，老师便被谄媚的声音和低三下四的请求包围了，可气的是，占用老师时间最多的不是那些学的不好的同学，而是那些准备考一百的家伙，有时，他们会把老师缠很长时间，仅仅为了证明他们平时学的是多么认真，真叫人看着不顺眼，这帮事儿逼平时默默苦学，考试前一个个就像抽了大麻那样飘飘然，笔记是绝不会借给别人看的，逢人便讲他们这儿没复习好那儿没复习好，如果谁想问他们一个问题必会碰一鼻子灰，要是弄巧了赶上他们给你洋洋得意地讲出一道题来，百分之百是复习提纲以外的——我看见这种伪君子就恶心。